抗日战争中的“经济战”

　　1942年，八路军部队开荒。沙飞摄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年的今天，对于抗战的思索已经远远超越了军事较量本身。

　　近期，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放的一部7集系列片——《抗战财经记忆》，引发了广泛关注。

　　抗日战争并非简单的军事战，而是中华民族的一次总体战。除了军队、武器、战略战术上的较量，经济上的较量也左右着战争最终的走向。

　　统一财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发行边币……与那些耳熟能详的战役名称相比，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里实行的一系列经济举措与战争之间的紧密关联却很少被人提及。烽火连天、短枪长炮的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

　　起跑线上的落后拉开了两国经济差距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经济。”这是许多军事专家的观点，也是日军侵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渐强，但因为国内资源匮乏，需要大量的原料地和产品倾销地，于是开始了对外扩张。

　　与日本相比，当时中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落后。

　　“日本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差距是从晚清时期开始的。” 国防大学军队党史党建研究中心副教授刘波认为，日本开展明治维新前，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还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胜利，并壮大了自己，而清朝的洋务运动却失败了。

　　后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付出巨额赔款，“日本经济再次得到滋长，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就此拉开。”刘波说。

　　经过半个世纪，日本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化经济国家，“可以算是经济的巨人。”刘波给出了一组数据对比：在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时，日本每年的飞机产量为1580架，而我们一架都生产不出来；日本的海军舰船总吨位为200万吨，我们仅有6.8万吨。

　　“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刘波说，抗日战争背后是中日双方经济的较量。数字上的差距，意味着这场战争注定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抗。

　　我国当时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即便在1937年之前，我国经历过“黄金十年”，使得经济上了一个台阶，但与日本相比，中间差的台阶还很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共产党面前：部队如何在根据地扎根？

　　陕甘宁边区政府处于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交界处，边区地处西北，有些地方生态平衡因森林砍伐过度而遭到严重破坏，雨少风多，水土流失严重。1988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一书记载着，抗战前，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关中的冬小麦产量每亩平均约3斗。

　　“陕北当时的艰难用一句话形容：山边没有树，石头少，庄户人的日子过不了。”刘波说。

　　经济封锁下根据地自谋出路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抗战时期的经济发展，他们提供的资料显示，1937年，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拨款为192.77万元法币（当时国民政府统一使用的计量货币），拨款比重是当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3.6倍。但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就基本停止了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财政拨款。

　　“当时很多热血青年都奔向延安，加入根据地，这给边区的生产和经济带来很大压力，这些经济和生活困难甚至影响到了中央领导人和军队将领，最严重时连饱饭都经常吃不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刘高平说。

　　和边区早期以“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经济政策不同，在重重封锁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建设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首要工作。刘高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说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三条：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因此，边区不得不走上了自力更生、独立生存的大生产运动之路。”

　　1940年，陕甘宁边区提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首先是为了使边区由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自给自足，保障抗战军队的长期供给。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作为边区政府工作的指导方针。《纲领》在财政经济条款中，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发展工业生产，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来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发展等内容。

　　刘高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当时根据地鼓励生产的重要措施主要有滕杨方案、减租减息和让军队参加生产。

　　滕杨方案（全称《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是由滕代远和杨立三提出的，其核心就是公私兼顾，鼓励个人留有生产的财富，在保持集体利益第一位的同时也允许个人留有利益，并且针对各个行业和领域、各个地方都设立了不同要求。

　　“当时对滕杨方案也有不同看法，在机关、生产部门有人担心可能有资本主义。”刘高平认为，这个方案在当时生产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规定了生产任务，定出了节约计划，的确能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兼顾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很有帮助。

　　边区和根据地刚建立时，由于缺乏经济治理经验，根据地向百姓摊派的公粮、征收的地租太多太重，再加上来根据地的部队越来越多，给根据地的生产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了一些百姓的不满。

　　“以前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讲的是‘打土豪分田地’，但在抗战时，从统一战线来说，对这些地主不能采取罚没和打倒的措施，所以就实行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这其实也是一种土地管理的政策。”在刘高平看来，减租减息团结和动员了根据地的所有力量参与生产，提高了粮食产量，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只有生活改善、生产增长，老百姓才会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支援抗战，因此减租减息政策有效支援了前线战斗，比如后勤物资支援、部队人员的补充。”

　　此外，把359旅这个打仗的部队拉来生产，有仗的时候打仗，没仗的时候就生产，给其他部队树立了一个参与根据地生产的模范。

　　“当时搞大生产，根据地里有很多军人想不通。他们认为我们是手握枪的兵，不是拿锄头种地的农民。”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云旗认为，当时有人有这种想法，是没有意识到生产运动不仅是为了吃饱饭，更重要的是提高边区和根据地的收入。

　　与农业发展并进的是，工商业的发展也使得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对战争起到了促进作用。资料显示，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是52.63万元法币，1941年，财政收入为1960.51万元法币，1942年达34887.5万元法币。

　　“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壮大了根据地，自己养活了自己。而根据地发展的工业也给民族工业和解放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尤其是物资设备、人才和经验的积累，很多老八路在新中国成立后都领导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工作。”刘高平强调。

　　在他看来，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经济上采取的都是独立自主的生产和发展政策。根据地的经济生产给前线的战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和装备供应。比如，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规模不一的军工厂，全国所有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建立的兵工厂加起来应该有上百个，黄崖洞兵工厂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之一，这些兵工厂给抗战的胜利提供了足够的军备武器。

　　“‘小米加步枪’取得胜利直接的原因是军事战争，更深层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给军事战斗提供了保障。”刘高平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