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为世界抗疟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科学家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拉斯克奖颁奖仪式上领奖（2011年9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王成云摄

　　为了取得一手资料，屠呦呦不是泡在实验室，就是奔走在疟区。“在那个时候，绝对是事业第一，生活是要为事业让路的。”提起当年的经历，屠呦呦说：“当时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１９７２年８月至１０月两个月内，屠呦呦和同事们带着制备好的药物奔赴海南昌江疟区，与正在那里工作的针灸研究所临床医疗队会合。他们顶着高温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寻找病人。

　　从间日疟到恶性疟，从微小剂量到中等剂量再到较大剂量，从免疫力较强的本地人再到缺少免疫力的外来人口……初次临床，慎而又慎，科研人员根据自身试服经验，在用药剂量、病患筛选等方面费尽思量。

　　为确保用药剂量，屠呦呦亲自给病人喂药、测体温，并守在床边观察病情、详细了解血片检查后的疟原虫数量变化等情况。

　　最终，课题组在海南完成了２１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任务，疟原虫全部转阴，临床效果令人满意。同时他们还在北京３０２医院验证了９　例，均有效。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８日青蒿素诞生后，课题组花了半年左右时间拿到青蒿素纯品１００余克，其中一部分制备成为临床观察用药。

　　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０日至９月２２日，制成的青蒿素片剂被送往海南疟区进行临床观察。首先观察了青蒿素治疗外来人口恶性疟疾５例，结果１例有效；２例血中疟原虫数量有所降低，因患者心律有期前收缩而停药；２例无效，效果不够理想。

　　首次临床观察出师不利，大家十分意外：青蒿素的纯度没问题，动物实验的数据没问题，难道是剂型出了问题？等海南的同志将片剂寄回北京，大家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这才发现药片很硬，很难碾碎。

　　“是崩解度出了问题，影响了药物吸收。”经过分析判断，屠呦呦亲手将宝贵的青蒿素原粉装入胶囊，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副所长章国镇亲自携药赶赴海南疫区。

　　从９月２９日抵达海南至１０月１５日验证季结束，共收集到３例病人。屠呦呦和同事们翘首以盼、度日如年。终于，结果显示：３例外来人口间日疟全部有效，未见明显副作用。这是青蒿素的首次临床使用，说明屠呦呦课题组所得到的青蒿素就是青蒿中抗疟的有效成分。

　　科研争分夺秒，成果来之不易！

　　回忆那段攻坚期，李廷钊很“心疼”妻子：“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

　　屠呦呦的肝炎并非试药所致，而是乙醚毒害。钟裕蓉回忆，当时需要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但由于药厂停工，科研人员只能从家中搬来存水用的大缸储存乙醚，自己动手用漏斗分液提取。　“乙醚对身体有危害，当时设备设施都比较简陋，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实验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姜廷良说。

　　日复一日，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反应。

　　后来，实验室的人员大多病痛缠身。钟裕蓉的喉咙下面长了肿瘤，可是回忆当年，她依然很激动：“我是屠呦呦亲自点将，能够在３０岁的时候，参加这么伟大的项目，我非常高兴，也很满足。”

　　对于这些生在旧时代、长在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对祖国的贫弱落后体会尤深，对科技的进步强大热切期盼。“５２３”，是他们唯一的信念和动力。

　　在历时多年的抗疟突击战中，北京、山东、四川、云南、江苏、广东、广西、海南等多家科研机构奋力攻关，协同作战。有效粗提取物确定、青蒿素含量测定和结构测定、提取工艺研究、结晶提取、药理毒理试验、结晶临床验证、资源调查、药物制剂……每一个环节，都浸透着科研工作者的汗水；每一个发现，都凝聚着团结拼搏的精神。

　　经过中国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新一代抗疟药物最终诞生！

　　２０１１年９月，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委员会为屠呦呦写下的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获不获奖不重要，我们到底奋斗出来了，把老祖宗的精华通过现代药学给发掘出来，这是我最感欣慰的。”屠呦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