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剧团的生存样本

生存之路

　　剧团里每位老团员,回忆起剧团最辉煌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会提及一个数字。

　　“7000。一场戏卖出7000张票。”前任团长邹忠利记得,有一年下乡演出,能容纳5000人的场地,却卖出了7000张票。没能进场的村民和检票人员起了冲突,剧团只好当场允诺,第二天晚上为这2000人加演一场。

　　最好的时候,剧团曾达到百人规模。分两个队下乡,还常常一票难求。

　　但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个回不去的时代。

　　电影、电视还未走进寻常百姓家,戏曲是那个年代里最贴近老百姓,也最普遍的娱乐方式。

　　“我们走到哪儿,观众跟到哪儿。”导演李文杰1970年进团,经历了从只演样板戏到复排古装戏的年代。一年演出300多场,演出最密集的正月要演近90场戏,每天三场雷打不动。复排的吕剧名戏《李二嫂改嫁》《姊妹易嫁》《逼婚记》《双玉蝉》几乎人人耳熟能详。

　　“5台平车装着道具、服装,自己背着行李。打行李卷一下去就是一两个月。”李文杰记得,那时候下乡全靠步行,住过牛棚,住过打麦场上收粮食的小屋,也住过学校教室——放下铺盖卷就是一张床。

　　“那时候的人能吃苦,从不觉着苦,老能挨了。”李文杰也说不清为什么,就觉得“人人身上攒着一股劲儿。观众给的力量,掌声也好,痴迷劲儿也好,演员就是不觉得累。”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日渐多样的文艺形式冲击着这个古老的行当。作为山东地方最具代表性的剧种,吕剧流行于山东、江苏、安徽、东北的部分地区,是中国八大剧中之一。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山东省先后成立的国营专业吕剧院团总计49个。目前只剩下18个,另有8个剧团以演出别的剧种为主,兼演吕剧。完全消亡的吕剧团则高达23个。

　　那几年,演出场次年年锐减。对外售不出票,只好挨个跑村子、拉关系。为了机关单位能包场演出,剧团写了不少宣传意味浓的“小戏”,赞扬各个科局在地方的政策。

　　“老百姓不爱看,更不买单。”邹忠利回忆,最低潮时一年演出六七十场戏,每场观众也不过一两百人。

　　演出机会少,工资常年只能发六到八成,不少演员另谋出路。因为解决不了编制,1998年招来的20多位学员,最后留在剧团的只剩3人。

　　2008年退休的老团长李志芳,带着剧团闯过了新世纪之初最难熬的几年。那些年他一边拓展演出渠道,一边向市领导反映情况,希望能增加拨款力度。可改制与否悬而未决,经济效益又有限,地方政府很难真正大力支持。

　　“这几年,尤其是十八大之后,政府搞购戏下乡,剧团好过多了。”另一方面,人们厌倦了总围在电视机前,对文化形式的多样化又有了新的需求,戏曲重回大众视野。

谁在看戏

　　“等这批观众老了,谁还看吕剧?”

　　十年前,还在乐队吹笙的王智全,看着台下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的观众,心里画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十年后,当上团长,仍在乐队吹笙的王智全,却把这个疑问从心头抹掉了。

　　“十年前来看戏的观众四五十岁。十年后,观众还是四五十岁的。人到了一个年龄段,自然而然就会喜欢上戏曲。”　　　

　　剧团的铁杆戏迷不少。有公务员、退休教师,也有下水道工人……剧团最忠实的戏迷姜春玲,一年能随团下乡看完一百多场戏。平日里除了做家政,她不是在看戏,就是在去看戏的路上。

　　对于观众,老团长李志芳最深的感触则是:“最爱看戏的,恰恰是那些花不起钱看戏的。”越是偏远的、难得请戏的村子,观众们越是热情。

　　戏曲市场的供需不对位,观众群尚未形成买票看戏的习惯,将剧团全然抛向市场,结果必然是想看戏的看不上,想演戏的没处演。李志芳认为,吕剧要发展,“还是要靠地方政府的支持。”

　　尽管资金紧张,王智全也要想尽办法让铁杆戏迷能多看几场戏。每一位忠实粉丝,都是对剧团、对演员的莫大鼓励。因而每年正月演出季,铁杆戏迷都能“刷脸”入场。

　　然而,王智全有自己的困扰,戏曲创作现在后继无人。

　　除了改编移植其他剧种的剧目、偶尔创作一两个“小戏”,剧团多年没能排出一场原创“大戏”。整个剧团上下,能作曲的只有王智全一人,而编剧,早在多年前已从文化馆退休。因为待遇不高,也一直吸引不来合适的创作人才。

　　年前,剧团本打算编排一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剧目。谈好了剧本,从外地聘来优秀导演,可实地考察时,导演看了看党校礼堂的小场地,直接甩下一句话:“你们演不了”。

　　王智全也和山东省吕剧院、烟台市剧团的朋友们交流过。大院团人才储备齐全,有专职的编剧、作曲。排出的戏是好看,场面大、气势足。可这些戏因为无法适应走乡串户的需求,基层剧团想演却不敢演:“光是跑大兵的就有二三十人,不说人手不够,舞台车也站不下呀。”

　　“咱们吕剧就是农村戏,就是要脍炙人口、婆婆妈妈,讲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剧团不能只为领导、评委写戏,要给老百姓写戏,要演老百姓喜欢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