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辨析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是长期的，其进程不仅是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逆转。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社会主义革命有迅速发展时期，也有消沉时期。这种现象，既会在一国革命中发生，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因此，不能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消沉时期的这一现象，看成是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甚至要告别革命，它仅仅是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上主题的变化。列宁说，“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要利用政治消沉”时期“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78页）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与资本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进而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应该说，2008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但是，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时代的根本性质发生了改变。
几年前，有的同志提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时代和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尽管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两者所特有的内涵和特指的范畴都是特定的。作为子系统的时代的问题、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潮流不能随意顶替作为母系统的时代。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是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二是明确提出了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任务和目标，以及实现任务和目标所应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三是指明了在大的时代背景中，有可能争取到的甚至是有可能利用的时代主要特点的历史机遇。正因如此，我们说，邓小平不仅坚持而且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在谈到和平与发展时，邓小平都称之问题；当然，如前所述他也赞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提法。但是，时代和时代主题是不应混淆的，也是不能随意顶替的。
提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同志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于世界大战而言；只要不打世界大战，便可称之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但资本主义兴起后，仅有20世纪上半叶发生两次共10年的世界大战，那么，除这10年外，是不是都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美苏冷战对峙时期，特别是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倾其国力进行战备的准战争时期是叫和平与发展时代还是叫什么？处在战争时期的朝鲜、越南、波黑、南斯拉夫、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和我国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时，算不算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察、理解和判断时代，不应机械地从战争进行时间的长短和两个战争间歇期的长短来确定。毫无疑问，战争与和平都有不同阶级和力量的主导即性质的不同，又是对立统一和质变与量变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时间而言，从整体而言，相对温馨的和平时期是常态，而血与火的战争却是短暂甚至极其短暂的。但是战争一旦发生，既会给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导致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新生。这正如同经济危机与经济发展时期一样，经济发展是常态，经济危机是非常态，但经济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对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较长甚至很长时段的苦难，又可能促使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走向觉醒和振兴。
还有的同志认为“对时代的判断，源自对时代特征的深入分析”。这实质上是颠倒了时代与时代特征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决定时代特征，而不是时代特征决定时代。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来没有否定当今世界时代的性质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恰恰相反，他们都直接间接肯定了这一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1969年3月，毛泽东在召集有关人员的碰头会上明确指出：“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2013年12月第1版，第233页）而早在1960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特征没有改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562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陈云在1989年十分明确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370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上述论断，都直接间接肯定了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总资本家”的时期正在发生新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各资本主义强国的国家机器，都已不是自身完全意义上的全部“法人”，它们正在进一步强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奴仆和代理。真正主导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是操纵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以极少数人为主导的日益联合成为一体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各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权，一起构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盟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这一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内部，当然同样会相互“倾轧”、“争霸”，但是他们也会直接结成鲜为人知的神秘组织，运用各种方式控制甚至直接操纵各种国际组织，以达到极少数人永久掌控和享用世界上愈来愈少的各种资源之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列宁所讲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各种矛盾积累激化到一定阶段并由此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的一定历史时期。金融帝国主义决不是一种暂时现象和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也是最高即最后的阶段。尽管时代的主题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当今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错误地等同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虽然可能是良好愿望使然，但这必然会犯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或其它什么错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清当前仍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找不到正确的应对之道。如果在时代性质及时代主题上发生误判，将会对“党和国家的全局事业”、“长远事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甚至犯下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作者：李慎明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