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９日电 在世界第四大互联网公司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提出加快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建议时，来自天津的环卫工人薛海英则再度建议改善农民工的居住和医疗条件。
他们的建议不同，却与其他２９００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同样在人民大会堂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文件，包括刚提请审议的立法法修正草案。
像薛海英这样每天早上四五点就开始清扫大街、月工资仅有１６８０元的环卫工人，在决定国家事务方面的权力，跟坐在写字楼里操作市值１６００亿美元企业的马化腾是一样的。
这些“草根”代表中还有菜农、保安、油漆工、代工厂工人、洗脚妹等，他们没有显赫的教育背景，也没有丰厚的家产。
相同的是，他们也受到媒体的瞩目。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些巨大挑战正来自他们所在的基层领域。
４９岁的陈雪萍是山东泰安的油漆工。自２０１３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这位来自农村的妇女已经连续三年提出关于农村问题的建议。
“虽然现在农村的情况已经好多了，我还希望它变得更好。”她说。
陈雪萍没有考上大学，于是回家务农，后来又和爱人到城市打工，发现城里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美好。
那是１９９１年，她爱人做油漆工，包工头承诺年底完成工程后给他１０００元，却只给了５００元。由于是口头协议，另外５００元也要不回来。
那年陈雪萍的婆婆病了。这点钱用于给老人看病后，剩下的只够买二斤肉。“我老公抱着我哭，说到年底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能买给我。”她回忆道。
从那时起，她就意识到，农民工讨薪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很多农民工没有法律意识，连合同都不知道签。
后来陈雪萍也做了油漆工，看到不少工友拿不到血汗钱，有人甚至为此试图自杀。
当选人大代表后，她一连三年在建议中提到这个问题。今年陈雪萍花了一个月完成了一份９页长的《关于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拖欠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建议》。
４２岁的朱良玉是来自北京团的人大代表。１９９３年，一场暴雨让这个山东农民一年的辛苦劳作打了水漂。这时县劳动局到村里招保安，他背起行李到了北京
２０多年来，他抓过小偷，救过火。２０１３年当选人大代表后，他通过提交建议、议案，来解决基层的问题。
“公安部每五年一次评选‘全国优秀保安员’，是我２０１３年提出来的；２０１４年我提出关爱留守儿童，之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门组织去全国各地给留守儿童送温暖，送图书字典，征集家书。”他说。
今年他带来了关于建立公安民警保障制度和关于袭警应对的两个建议。
政府部门会对这些基层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进行回应、办理。
薛海英去年提出改善农民工居住和医疗条件的建议后，不少工友都急切地问她有没有回音。她收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书面回复说，解决问题“有一个过程”。
“我今年又提了那个住房和医疗的建议。”她说。
在天津，像薛海英这样的环卫工人的月工资平均不到２０００元，她住的一个八九平方米的居室租金为３００到５００元。“我们还要赡养老人，供子女上学，万一有了病，就有大麻烦。”她说。
去年底，她的两个工友住院，其中一个被诊断为肝癌，不仅花掉了所有积蓄，还借了债。
农民工是中国很大的群体，有２．７亿人。农民工人大代表是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第一次出现的。
最早成为农民工人大代表的是胡小燕。她曾说，“我知道大家不是关注小燕，而是通过小燕关注整个农民工群体。”
履职期间，胡小燕提交了许多建议，有的涉及留守儿童教育，有的是关于农民工子女就地参加中考高考，有的是关于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她还提议增加农民工代表数量，后来这也成了事实。
从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到今天，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已经走了６１个年头。
从１９５３年中国第一部选举法公布实施到１９９５年之前，中国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８：１。１９９５年后为４：１。
２０１０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选举法，明确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重要原则。这结束了“好几个农民才等于一个城里人”的做法，实现了同票同权。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有４０１名，占代表总数的１３．４２％，比十一届提高了５．１８个百分点。（记者白旭 王子辰李鲲 王海鹰 魏梦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