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疗机构现状：村里有豪华会议室，却几乎没乡村医生

朱守芬家墙上的药方。

　　“镇上看病方便，出去是救命”

　　看诊的间隙，姚亚强打开学习针刀的微信群，每个周三晚上，他和同学会在群里交流，对各自遇到的病症进行“专家会诊”。

　　有时候，他会帮需要转院的患者写张字条，帮忙引见相识的专家。对这里的农人而言，“镇上看病方便，出去是救命”。

　　郭兴苗曾发誓要救儿子的命。那是2012年，这个家住大岚镇雅庄村的老人接到了儿子从宁波打来的电话，体检发现，这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小伙子肝癌晚期，已经出现淋巴转移。

　　70岁的老父亲连夜凑了4万块钱，拖着残疾的右腿坐上公交进城，他要带儿子去上海大医院治病，而绝不去家门口那个他信不过的乡镇医院。

　　相比国家提供的数据：目前21个省做到了90%的大病患者不出省，75%的患者选择在本市的医院住院治疗。坐在黑漆漆的家门口，后朱村的老书记、91岁的王贞苗叉着手，发布了自己的“权威”数据：“村里人出去看病，70%去余姚人民医院，20%去宁波，也就一个两个去杭州。”

　　这个享受特殊照顾的“三老人员”（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去过最大的医院是余姚县人民医院。那是一天夜里，老爷子突发盲肠炎，在村里当司机的儿子开车送他到大岚镇卫生院，卫生院用救护车紧急送他去县城，姚亚强一路陪着，当晚动了手术。

　　“人民医院看不好就不再看了，村里很多看不起病回来等死的。”村口两个村民平静地说。

　　郭兴苗不认命，他把儿子安顿在上海一家大医院附近的私家驿站里，其实是小区里的私人住宅，被隔成一个个十几平方米的小空间，租给远道来看病的人，每月租金80元。

　　他早上3点起床排队挂号，确诊后得知，儿子需要立即手术，但医院病房已满，得有空床才能手术，具体时间等通知。

　　回忆起这些，老人眯起眼睛。坐在他身边的老兄弟悄悄站起身，默默地收起了手里的二胡。几分钟前，老兄弟俩还拉着二胡、打着拍子，乐声和掌声从木窗里飘出来。

　　“农村来的看病苦。”他说，他每天买菜、在公共厨房给儿子做饭，去医院急诊室过道里等消息，钱用完了就回村，挨家挨户借。

　　终于等到空床时，已是两个月后。

　　“床位都给有钱人住了”，这是等床位的病友中盛传的说法。郭兴苗深信这一点。

　　一旁的老兄弟接口道，他以前从屋顶掉下来摔断了脚踝，是儿子托熟人在县城医院安排的床位。“可麻醉是实习医生给麻的！根本不懂！打的位置不对，落下好多后遗症！”老人说着撸起裤腿，给记者看不会回弯的脚踝。

　　按村民的理解，看病也是攀比的硬指标。一位村民得意地说，在镇政府工作的女儿每年带4个老人去大医院体检，“钱可贵了，”但是检查全程有人陪着，不用排队，“像导游一样。”每隔一段时间，专家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病情，“贵就贵在这个地方！”

　　听到这番话，一位与记者交谈过的老农民悄悄把记者拉到一边，有些不好意思地请求从采访本上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怕儿子在报纸上看见了不舒服”，丢面儿。

　　姚亚强在乡镇的卫生院待了20多年了，他亲历了一波波的医改，也深感农民看病难。

　　“越往上矛盾越多，”姚亚强很羡慕当年乡村里的赤脚医生，“虽然工资、学历不高，但是为人好，村里大小事情，有的村干部都解决不了，医生能解决，这就是病人的信任。”

　　大医院的窘境也在乡镇卫生院体现出来。姚亚强说，刚参加工作时，轻微的外伤、缝合都可以在卫生院进行处理，“现在不敢了，手指头受伤，又怕功能受影响，都去大医院了。”麻醉、车祸等更是不敢处理。

　　在大俞村，有村民指指姚亚强，悄悄对记者说：“我耳朵坏了，他们都缝不了。”

　　姚亚强也会刻意拉近与患者的距离。他把自己的手机号、QQ号、微信号都印在名片上，摆桌上供患者取用。他会在手机里记下每个患者的电话、名字、病症。

　　可他又不得不承认，比起过去，这种距离是越拉越远了。

　　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战略性放弃”

　　71岁的朱守芬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死亡，尽管在村民口中，他是“看不起病回家等死的人”。家门口贴着三张符，墙上用铅笔写着药方，床边的钉子上挂着在医院拍的片子。

　　靠墙的铁床上，满头黑发的朱守芬盖着几条脏兮兮的被子，面朝门半躺着。屋外在下雨，屋里也湿漉漉的。他一边抱怨“最麻烦就是生病”，一边剥着花生，一把一把地丢在只露出一颗牙的嘴里。

　　2012年，他突然大小便不通，肚子胀得像只皮球。余姚县城医院诊断为胰腺炎，让他通知儿女，准备手术。医院给他上了导尿，用的都是进口药，一个星期花了两万块，据说手术要十多万。朱守芬硬生生签字出院了。

　　从出院起，他就靠自己开的方子活着。床对面发黄脱皮的墙上，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记着几个药方：“正天丸、分必的、治头痛 三九胃太、治胃痛涨”。

　　朱守芬有两个儿子，都在余姚，孙辈正值学龄，“养小的顾不了老的”，他念叨着起身，踮着脚从一个黑漆漆的壶里倒出黑漆漆的药水，抿嘴喝着：“自己顾自己，遇到毛病自己治。”

　　脚是前不久上山采药时，别在石缝里扭断的，去余姚医院打了石膏，缠着的绷带已经发黑。这个精气神儿十足的病人用一个方便布袋套住右脚，权当鞋穿着，一瘸一拐地，在自家院子里种救命的药材。

　　一根杆挺起来的，是七叶一枝花，能消炎、抗菌；墙上爬着墙三七，地里圆的是八角金盘，马鞭三七能治伤，丹参消脓肿。

　　在村民眼里，儿女才是最有效的医保项目。爱画国画的沈功鸿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病房里人都坐不下”。儿女们搬到了城里，老两口每年去宁波过冬。前不久回到村里，沈功鸿得知，村里有老两口相继死在家中。

　　“小病能医，大病等死。”村里老人语气平和，如同谈论天气，“年龄大了就挺着，儿女不管，就像原始人一样。”

　　有病重的老人念叨，“阎王爷怎么还不来。”沈功鸿分析，要是老两口有劳保，自己有个四五千块钱，儿子负担轻些，也愿意带着去医院。

　　鲁条姑也是心甘情愿签字出院的。她有一个儿子，在余姚县城打工，当年问18户人家借钱娶了媳妇。而今，11岁的孙子补课要用钱，脑溢血住院两个月后，不见起色的鲁条姑出院了。

　　有村民算了一笔账，遇到大病，住院一年最少要10万块钱，家人日常陪护、开销三四万，在普通的农家，一人一年的收入不过七八千元。

　　对于经济窘迫的农户，老人出院很大程度上像是“战略性放弃”。

　　姚亚强很理解这种“放弃”。每两年一次的体检，他都要费很大力气动员村民参加。“很多人会想，万一查出毛病怎么办？儿子要结婚，是买房子还是自己治病？”姚亚强说，他们索性拒绝体检，不让自己陷入这个难题里。

　　又一个难题摆在郭兴苗面前。因为在医院用不上一些药，这个“无能”的父亲不得不去外边的药店买来镇痛药给术后的儿子。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一部分大病住院的费用，而药店买来的药不能报销，住院几个月，儿子的治疗一共用掉了30多万元。

　　“拆线都没拆就让出院，因为病人太多了。”郭兴苗的手机里存着儿子的影像。回家后，儿子又坚持了两年，2014年6月，情况恶化，去余姚人民医院住院。照片里的儿子脸部浮肿，鼻子插着管。下一张照片，是摆在鲜花中的遗像。

　　“我儿子又乖，又正直，”郭兴苗嘴角是笑的，眼里含着泪，“他是去年3月26日早上走的，今年应该30岁了。”

　　他随后低下头，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