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疗机构现状：村里有豪华会议室，却几乎没乡村医生

　　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只能每村一天

　　在后朱、雅庄、大路下等十几个村子，几乎每村都有挂着统一绿底白字招牌的村卫生室。

　　“每天九十点来，中午吃了饭就走了，有急病也找不到人。卫生室里好一点的药也不多。”一位村民手一指说，300多户人就一个医生，医生家离本村十多公里。

　　从一个村子出来时，路边停着一辆红色电动车，一个面色黑红的中年妇女手握镰刀，正在路边挖野菜。大岚镇卫生院的司机停车和她打招呼，然后扭头告诉记者：“她就是村卫生室的医生。”

　　“乡村医生就像新鲜空气一样，每天都有觉得平常，一旦没有了，像有雾霾了，人们才意识到要珍惜。”姚亚强说，几天前，一个村卫生室医生出了车祸，颅内出血，需要住院一周，村干部打电话向乡镇卫生院求助，能否派一名医生顶班。

　　从鲁柏先家到村口的卫生室，步行不过十分钟，他偶尔也去转转。只是在这个工作日的下午，村卫生室和其他村子的一样，空无一人，一辆农用三轮车索性停在了门前。

　　事实上，乡村医生一直不够。按照规定，每1000人以上的村规划一个卫生室，配备一名乡村医生，人数不够的、如只有400多人的大俞，没有乡村医生。华山村包括6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只能每村一天，在几个村子轮流坐诊。

　　差不多每周一次，王贞苗和老伴儿坐一站公交去大岚镇卫生院，量血压，开些常见药。“就找姚院长，别人量不准。”他们不相信村卫生室。

　　对于村卫生室，雅庄村公认的聪明人鲁柏先已不在意。这个有点弯腰、表情阴郁的中年人平静地说起，自己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医院里度过。

　　他患有强直性脊椎炎，“药吃了一卡车”，伤了胃，差不多半个月就有一次胃出血。“出血量大，当时就晕了。”起初，他忍着头晕自己开车跑40公里，去余姚县城医院打吊针。“吊针打了几百次”，久病成医的他又就近去大岚乡镇卫生院。

　　姚亚强曾想培养一些乡村医生进行常见病的处理，但是“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属于非法行医”。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条例》公布前的乡村医生，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继续在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而自条例公布之日起，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医疗服务的人员，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协和医院也考这些题目，我们乡下这么小的医院也考这些题，好多病我们听都没听过，小医院考不出执业医师啊！”

　　目前大岚镇的乡村医生，最年长的73岁，60岁以下的只有两人。除了一人90年代初期毕业于乡村医生班，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其他都是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的“赤脚医生”。

　　大岚镇下属14个村，村民12671人，只有10个乡村医生，姚亚强说，自己在大岚工作的13年间，乡村医生一个都没有增加，反而有3人死亡。“老一辈的赤脚医生快要死光了，再过5年，年龄结构只会更不对等！”

　　在姚亚强看来，要么进行分类考核，根据实际情况，增设乡村医生证。要么把乡村医生列入编制，给予合适的工资待遇，吸引城里的卫校毕业生到乡村来。眼下，乡村医生没有编制，年收入只有约5万元，“这是规定出了问题！不修改的话，乡村医生永远都不可能增加！”

　　“关键是没有领导愿意挑担！”姚亚强说，医疗资源下沉从根本上来看是不现实的。“大医院专科强，我们没设备没药，让大医院的医生下到乡镇就是种浪费，应该普及乡村医生，让更多的常见病在基层解决。”

　　而被强直性脊椎炎折磨多年的鲁纪云已经放弃了治疗。午后的阳光柔和地洒在身上，这个村里少有的年轻人直挺挺地坐着，身子与竹椅组成了直角三角形。“我的脊柱已经成了一根棍子了，你们正常人的像竹子一样是一节一节的。”他半张着嘴说。

　　他去过宁波最大的公立医院，也找过乡下的卫生院，十几年里，每次听说有北京专家来宁波，夫妻俩都坐车赶着去看。

　　而今，鲁纪云和许多村民一样，停药“维持”。“村里人就是这样，有90块钱要存100块，过后再还给别人10块。有病也舍不得去看。”姚亚强说。

　　爱画画、家里贴着国家领导人头像的沈功鸿有自己的奇特逻辑： “大岚这块儿等死的人多，如果都这样不看病，全靠国家补贴医生，国家的负担太重了。”

　　郭兴苗开始信命，他眯起眼忍住泪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就是儿子命运不好。”他一遍又一遍地请记者呼吁用人单位按时给员工体检，“我的儿子没有了，还有很多别人的孩子在外打工。”

　　只是腿脚不好的他很少坐公交进城了。他有些气愤地说起，自己是三级残疾，不享受任何优待，只有在城市里坐公交不要钱，偏偏门前这趟，是趟不伦不类的城乡公交。儿子走后，这趟连接乡村和县城的公交，也不再承载这个父亲的希望了。（记者陈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