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摘录：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与对外关系
[编者按]近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90多年的历史，准确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全书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册，是迄今为止国内公开出版的权威读物中，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系统完整的一部党史基本著作。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与对外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先后恢复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统一方向发展；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向世界展示了一幅全新的作战图景：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指挥控制系统和侦察监视系统、精确制导武器、隐身飞机等高技术武器装备成为制约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无法回避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海湾战争是机械化战争迈向信息化战争的转折点，引发了世界性军事变革浪潮。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紧紧抓住“打得赢”“不变质”两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相继作出一系列战略规划和部署，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改革中不断迈出新步伐。
199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即全军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个总要求，对全军尤其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通盘筹划和推进军队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海湾战争爆发后，江泽民三次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研讨会，提出要看清国际形势的变化，研究将来的战争究竟怎样打，下大气力发展国防科技，通盘考虑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1993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军事战略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一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抓住了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指明了发展方向。200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又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任务，以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
人民解放军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先后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问题。1995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为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基本法规。1999年7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制定颁布《军队党委工作条例》和《党支部工作条例》，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确保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一致。全军广泛开展“四个教育”、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主题教育，使全军官兵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保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1992年下半年至1994年底，全军体制编制进行了初步调整精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宣布中国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通过精简和调整，陆军部队的比重下降，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部队的比重上升，向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装备管理体制和后勤保障体制初步理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初步达到了精简员额、收缩摊子、优化结构的目的，为进一步实现“精兵、合成、高效”创造了条件。
军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逐渐显现。1998年7月，党中央果断作出军队一律停止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消除了很多隐患，对于维护军队良好形象、促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重点加强国防科研，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官兵的科技素质，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是对人民解放军建设新模式的确定。
全军积极探索军事训练的新路子、新模式。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组织系列军事演习，探索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既锻炼和检验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对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97年，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开展高技术条件下“以劣胜优三两招”活动，这是新时期群众性科技练兵的雏形。1998年9月，总参谋部在沈阳军区某集团军举办全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成果的集训活动。2000年10月，总参谋部在四个地区联合进行科技练兵成果交流活动—“砺剑—2000”演习。这次演习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侦察传感技术、电子对抗技术、仿真模拟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演练和检验新的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交流全军部队科技练兵的最新成果。这是1964年大比武以来演练层次最高、运用技术最新、涉及范围最广的全军性军事训练成果交流活动，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迈出了历史性的新步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投入有所增加。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针，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努力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9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装备部。全军装备建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国防科技方面，坚持科研先行，积极开发国防关键技术，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在微电子、信息、传感、通信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为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中央军委对全军院校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军事人才培养逐步走上军队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并行的道路，使全军各级指挥员的专业文化素质大为提高。军队后勤保障体制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1998年，中央军委作出先实行军区联勤体制，再逐步向大联勤体制过渡，最终建立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体制的战略决策。全军从2000年1月1日起试行三军联勤体制。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对兵役制度和士官制度进行了改革。1998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兵役法的决定，对兵役制度作了重大调整，实行“两个结合”兵役制度，把志愿兵制度提升到与义务兵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缩短了义务兵服现役期限，完善了预备役制度。这是保证新形势下兵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大举措。1999年6月颁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对现役士兵服役制度特别是士官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99年12月1日起，新的士官制度开始实施，人民解放军士兵队伍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士官成为军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在保家卫国的同时，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参与大量扶贫和抢险救灾工作。在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筑路修桥和抗洪抢险第一线，都有官兵奋不顾身、冲锋在前的身影。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两岸交流的扩大
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后，中英两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前期合作基本顺利。1989年后，特别是苏东剧变发生后，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双方在香港后过渡时期要加强磋商与合作的精神，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1991年12月，英方突然宣布更换香港总督。新任总督彭定康上任不久，便公然在其施政报告中抛出要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重大改变的“宪制改革”方案，即所谓的“政改方案”。这一方案完全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有关规定，其实质是试图制造一个既成事实，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阻挠和对抗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在中国政府反复努力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党中央从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大局出发，于1992年底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国政府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紧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工作。
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成员由内地和香港的各方面人士和专家组成，其中香港委员不少于50%。从1993年7月到1996年1月，预委会在成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广泛征求港人和内地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就未来香港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和民生等各方面问题提出了46份比较系统的书面建议和意见，有些还形成了正式文件，为正式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打下了良好基础。预委会的有效运转，给港英当局以有力的回击，迫使英国政府调整了对抗政策。在香港过渡期的最后几年，中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也为正式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筹委会成立后，立即开始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组建问题，在香港展开大规模的咨询活动。11月初，筹委会在广泛征求香港各界意见基础上，推选出400位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揭开了全面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序幕。12月11日，全体推委会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12月16日，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07号令，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2月21日，推委会在深圳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60名议员。从此，香港进入一个港人自己拥有立法权的新时代，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举行。6月30日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下，象征着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乐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交接仪式结束后，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