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摘录：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与对外关系
在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澳门回归问题也提上日程。由于中葡双方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关系，关于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进展顺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也进行得平稳顺利。1998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从9月起，筹委会就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在澳门开展了广泛的咨询活动，在充分吸纳澳门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1999年4月10日，筹委会全体会议以无记名和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5月15日，推选委员会在澳门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5月20日，朱镕基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64号令，任命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经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一年多紧张、高效的工作，顺利完成了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
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举世关注的重要时刻。从这一刻起，澳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澳门的胜利回归，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树立的又一座丰碑。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特区政府沉着应对，香港、澳门各界人士携手努力，妥善处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事实充分表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是成功的。1999年12月28日，国务院将新华社香港分社、澳门分社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作为中央政府授权的工作机构继续在香港、澳门地区履行职责。
在香港、澳门回归过程中，党中央稳步推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自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有限制地开放探亲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展开。1990年12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重申国共两党应尽早接触谈判，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两岸双向、直接“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1991年底，祖国大陆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进展。1992年3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台湾海基会）开始进行事务性商谈，于11月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于1993年4月在新加坡成功举行“汪辜会谈”，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等四项协议，由此突破了以往台湾当局规定的同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从1993年8月到1995年1月，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先后举行三次副会长、副董事长级的会谈及六次副秘书长级的工作商谈，以解决两岸交往中的若干具体问题，推进协商进程。1994年3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将保护台商投资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促进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同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召开对台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对台经济工作，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台商在祖国大陆的合法权益，改善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环境，为台商投资创造更为有利和方便的条件。
为进一步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党中央科学分析台湾局势和两岸交流发展趋势，深入思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1995年春节前夕，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6.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8.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这个讲话，既体现了中国政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2100万台湾同胞的愿望和台湾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为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统一开辟了新的前景。
江泽民关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公布后，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但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逐步巩固其地位，开始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并采取了一系列分裂步骤，破坏两岸关系发展。1995年6月，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访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公开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声称要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将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的“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推到高潮。1999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又抛出所谓“两国论”，声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2000年3月，台湾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赢得选举后作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但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久又否认存在“九二共识”。2002年8月，陈水扁公然声称“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鼓吹要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
针对岛内“台独”分裂活动，中央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从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方面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1995年下半年至1996年3月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打击了台湾分裂势力的气焰。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营造了遏制“台独”分裂图谋和推进两岸交流的宏观环境。
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关系新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在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后，党中央正确分析和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应对国际关系新变化及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和挑战，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纪之交，中国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
这一时期，我国提出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根据这一原则，我国分别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及欧盟等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俄随即建交，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两国宣布互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提出建立中俄新型关系的六点原则主张。1996年4月，中俄宣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国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双边关系的发展，双方都应尊重对方选择的发展道路。中俄关系稳步发展，促进了两国间遗留问题的解决。经过谈判，双方继1991年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之后，又于1994年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解决了两国间绝大部分地段的边界问题。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加强。
中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几次波折，但总体上稳定并有发展。继1993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正式会晤后，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为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确定了框架和发展方向，宣布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次访问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在上海公开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不”主张。然而，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2001年4月1日，中美战机在中国南海空域发生撞机事件。对此，中国同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1991年，中国同西欧的关系恢复正常。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法国，提出中国发展与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法两国应承前启后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中英两国宣布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同欧盟领导人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随后，欧盟决定加强中欧政治对话和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同欧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均显示出良好的前景。
中日两国保持高层接触，双边关系继续发展。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表示愿意深刻反省那段历史。此后一段时间内，尽管日本在对待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仍不时有反复，但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关系保持继续发展，高层互访也很频繁。1998年11月，江泽民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就发展新世纪两国关系达成共识，并发表《中日联合宣言》，确认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取得新的进展。
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12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立了建立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向和指导原则。2001年，为促进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发展，中国首倡并大力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国同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得到很大发展。
1996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江泽民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南亚国家。访印期间，中印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访巴期间，中巴宣布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巴期间，江泽民还提出中国与南亚国家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五点主张。2001年底，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92年初，中国同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中亚五国建交。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首脑在上海举行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机制”正式形成。1997年，中、哈、吉、俄、塔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进一步巩固了“上海五国机制”。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就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达成广泛共识。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首倡以相互信任、裁军和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提供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以及“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
中国始终关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一贯主张北南双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积极倡导和参与有关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磋商和对话，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实施稳定周边战略的同时，中国加强了与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稳定发展，高层往来频繁，合作不断加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支持，保持了传统友谊。1996年5月，江泽民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出巩固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的5点建议。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国宣布，在未来2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快速深入发展，南美地区除巴拉圭外所有国家均同我国建交。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日趋活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的原则，中国继续以联合国为中心参与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0年9月7日，在中国倡议下，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美、俄、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举行联合国历史上的首次会晤。
这一时期中国多边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加一系列地区性多边组织，坚定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原则下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区域性对话与合作。2001年10月，在上海成功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江泽民主持下，与会各成员国领导人围绕“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这次会议对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十章“改革开放新阶段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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