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陆续上映之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累计票房已超1亿元人民币。

银幕上，逃难下南洋的潮汕后生郑木生拼命挣钱养家却客死他乡，留在家乡的妻子叶淑柔守望半生，与淑柔素昧平生的谢南枝在郑木生去世后以他的名义继续写信、寄钱……一段由善意与情义编织、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让无数观众泪湿衣襟。

而真实的南洋故事，比电影更厚重、更苍凉，也更动人。

“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潮汕地区的“过番歌”唱的是离乡者的眼泪。近代以来，数以百万计的潮汕人远渡重洋，去往一个叫“南洋”的地方。

他们在异国的橡胶园里、锡矿场上挥汗如雨；他们挣来的血汗钱折进侨批，托人带回万里之外的故乡；他们在抗战烽火中毁家纾难，在和平年代里反哺桑梓；他们把命交给风浪，把心留给故土，把一生的辛劳与牵挂，折叠进一纸薄薄的侨批。

纸短，写不尽漂泊；路远，隔不断牵挂。“凡远走他邦求食，来往之函最为要也，见信即见面无异。”

那些泛黄的纸页，串起的正是一代代潮汕人下南洋的奋斗史。在漫长的漂泊与岁月中，他们如何谋生、如何守信、如何相互扶持，又如何把个人命运与故乡、与国家紧紧连在一起？

艰辛打拼

“断柴米，等饿死，无奈何，卖咕哩（苦力）”——这首潮汕民谣，直白唱尽潮汕人当年“过番”谋生的辛酸。

侨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它的诞生，始于与闯关东、走西口并称为近代三大迁徙的下南洋。

明清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沿海城市相继开埠，国内不少地区社会动荡、自然灾害频发、人口压力激增，而东南亚等地区正处于殖民开发阶段。濒临南海而又人多地少的潮汕地区，数以百万计的百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

1860年汕头开埠后，成为中国最大的华侨出国口岸之一，每年有大批人经汕头港出国往东南亚各国谋生。据《潮汕经济史稿》统计，自1875至1939年经汕头出国侨民共557万余人、归国侨民计391万余人，出国比归国多出约166万人。

“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回寒窑。”初到异乡，谋一份糊口的生计并不容易，许多人只能从事体力活，换取微薄收入。为免家人担忧，南洋侨胞寄回家乡的侨批多数是“报喜不报忧”，但其中“工情冷淡”“无处栖身”等无奈甚至绝望的字眼依然屡见不鲜。

旅泰乡人陈绪镇1928年寄澄海程洋冈石寨母亲的批信，便是初过番者惨况的诉说：“自来至今，除需费和身税，将衣物尽入典当，还不足敷。”

新加坡华侨张翼美写给妻子的批信中，也有类似的困顿：“刻下未有事业可做，寻思无计，只得在街中挑卖生果……每日自早至晚，得利二、三角，难以度日。”

《潮汕经济史稿》主编、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说，汕头开埠之后，前往暹罗（今泰国）的潮侨很多从事大米收购加工、包装、运输等职业，也有不少人从事苦力劳动，参与修筑铁路、港口、街道、商店、住宅乃至政府大厦。1892年开始建设以曼谷为中心的铁路网，就有大量潮侨受雇做苦力，数以千计的人在修筑铁道中丧命。

对漂洋过海谋生的人来说，艰辛不是可以绕开的路，而是必须迈过去的坎。

《清稗类钞》记载：“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就是在这前赴后继、络绎不绝的下南洋人潮中，一批潮汕人筚路蓝缕、艰辛打拼，在艰难困苦中成就了一番事业。

今天，人们在一封封侨批和一个个故事中看到的，不只是海外游子下南洋的悲欢离合，更是一代代潮汕先辈在风浪中闯荡、在困顿中坚守，在一次次从头再来中，把漂泊的脚步走成了立足异乡的道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场移民潮和艰苦曲折的创业历程，磨炼、铸就了潮汕人四海为家、勇于开拓、敢于创业的精神。”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林伦伦说。

有情有义

一纸侨批渡山海，半纸银钱半纸情。

跨海越洋的潮人初抵目的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难以自制的冲动——书报平安，托钱回家。

他们出洋后寄回家的第一封侨批，俗称“平安批”，亦称“回头批”。“平安批”除了向家人报平安外，还表示牢记自己肩负的责任、不忘赡养家眷的初衷。因此，“平安批”还会附上不多但寓意吉祥的偶数批款。

旅越潮侨陈瑞国1888年年底寄给家住澄海的姑丈姑母的“平安批”，除了扼要写明自己“至廿肆日八点登西贡，约于廿柒捌日可到朱笃店中”的信息，还专程“外附大银贰元，祈笑纳为茶宜之用”。

“按说刚刚落脚，还没来得及挣钱，是没有余钱寄回家的，但很多侨胞为了讨个吉利，哪怕是借，也要象征性地附上两个钱，以祈往后能多获利寄回。”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说，“平安批”也表明侨胞无论身在何处，都秉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特别是牵挂亲人、牵挂故乡。

此后的漫漫岁月里，侨批是海外侨胞与国内亲人之间最珍贵的音讯。没有华丽辞藻，一句“身体可好”“米粮可够”，写的是最寻常的家事；五元、十元、百元，寄的是最实在的责任。

1940年，新加坡华侨郑木绵寄回50元批款，按照嘱托，分给阿叔、阿婶、阿姑等14位亲人，最少的1元，最多的5元。

1940年，新加坡华侨郑木绵寄潮安慈亲的侨批。（受访者供图）

银钱有多有少，牵挂却不分轻重，这是海外侨胞难忘故里、惦念亲人的真情道义。

一封1918年马来亚寄往潮安的侨批中，寄信人特意从汇款中划出银两，“还奴仔兄数项”“还洽深叔数”。自己尚在异乡打拼，却不忘偿还同乡旧欠。

这种责任与信义，贯穿一封封侨批。潮安县东凤乡陈集允等四兄弟先后侨居新加坡，从1912年至1958年，几十年寄批回家未曾间断。陈集轩1948年寄信给母亲：“倘若家批不续，怎样在世见人？”

对于许多华侨家庭而言，侨批是名副其实的“养家钱”。正如《潮州志》记载：“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更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

情义，还体现在华侨之间的守望相助。“远亲不如近邻，望多加照应”——这样朴实的话语，在侨批中屡见不鲜。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大多孤身一人漂泊异乡，同乡会、宗亲会便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依靠。

旅社内收留无处可去的老乡，马路边冒着拳打脚踢救出被地痞流氓欺负的老乡，侨批局内掏出血汗钱资助囊中羞涩无钱可寄家乡的老乡……《给阿嬷的情书》这些“老乡帮老乡”的情节并非虚构。老一代华侨常常提携新到的同乡，帮他们找工作、找住处，甚至替他们垫付船资。

1829年，广东澄海人黄继英在新加坡创办致成染坊。许多澄海乡亲初到新加坡，举目无亲，首先投靠致成染坊，这里逐渐成了澄海人的落脚点。随着乡亲越来越多，寄钱寄信回家的需求日益旺盛。黄继英还自派水客带信款回乡，将老家的“耕余小筑”作为水客行馆。

汕头市社科联主席沈坚悦认为，身在异国的华侨抱团取暖、守望相助，靠着同乡情谊彼此扶持才能立足扎根。正是这份割舍不断的亲情、乡情、侨胞情，让一代代侨胞与侨眷拥有精神归宿。

笃诚守信

一纸侨批，渡的不只是银钱，也是一个“信”字。

《潮州志》记载：“溯批业之源起，乃由水客递变。”一封封家书、一笔笔血汗钱被装进竹篮，跟着往返南洋与潮汕的“水客”翻山渡海。

“水客”吴字顺1930年至1944年间往来于越南、柬埔寨、泰国、新加坡与潮汕之间。他的孙子吴道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为了让焦急等待的侨眷早日收到音讯，吴字顺背着装有侨批和钱银的竹篮，一天赶路上百里，就是风雨天也要在乡村泥泞小道把信送到侨眷家里，以免其挂念。

在当时，一封侨批要走多远，没人说得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山高路远、风雨阻隔，写在信封上的名字，就是必须送到的托付。

《汕头海关志》记载，仅1864年至1911年，就有约294万人从潮汕漂洋过海谋生。随着侨民不断增多，专业批局逐渐兴起，一张严密的民间信用网络由此铺展开来。

国学大师饶宗颐在《潮州志》中写道：“往时出洋侨民大都知识薄弱，不谙文义，其每月一次或数月一次汇寄家属之款，既不知汇兑方法，国内乡村又无确定门牌号数，此类函信为邮局所无法送递者，历来托由批局办理。批局以承寄信件而兼营汇兑业务，相沿至今。”

海外侨批局揽收后统一编号，经香港等地中转，再由国内“批脚”送至侨眷手中；侨眷签收后，还需通过原渠道寄回“回批”确认，形成业务闭环。

侨批网络规模之大，远超今人想象。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批局131家，东南亚各地潮属批局多达451家。仅澄海隆都一地，鼎盛时期就同时存在11至12家批局。

平日里，批局是海外侨胞寄回血汗钱、捎回乡愁的桥梁；战乱中，它更成为侨眷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由香港中转的侨批邮路被日军封锁，通信中断，许多依靠华侨汇款生活的侨眷断绝经济来源，生活陷入绝境。

危急时刻，魏启峰批局等侨批局经营者设法开辟“东兴汇路”，持续输送侨批。批局立下“侨眷等不了”的规矩，先行垫付汇款送款上门，每月超七成潮汕侨汇由其收转，用信义托举起战火中的家庭希望。

钱银有价，信义无价；一句承诺，一生信誉。

这种“先把乡亲的日子撑起来”的担当，是融入侨批业日常经营的信义之道。振盛兴批局创始人曾仰梅之子曾益奋回忆：“有的侨胞一时经济紧张，就来批局‘赊批’，由批局先行垫款，等收到回批后再还钱，大家都讲诚信、相互信任。”潮阳陈四合批局创办人陈云腾，则二度倾囊垫付侨汇，用数十年坚守诠释了“信誉如命”。

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侨批文物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说，侨批业“以诚信为本，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道德链’”。正是这种把“信誉看得像命一样重要”的精神品格，撑起了跨越山海的民间金融信任网络。

心系家国

一纸飞鸿寄相思，满腔热血系家国。

民族危亡之际，侨批的最后一页，写的往往不是家长里短，而是家国天下。

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烽烟侨批：抗战时期的家国守望》编著者之一陈景熙说，抗战时期，侨批的功能发生了显著转变，从单纯的“养家”升华为“救国”。一纸侨批，既是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深情牵挂，更是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用血汗和生命书写的爱国赤诚。

泰国汤春寄给澄海长辈的侨批中提到：“近来矮贼入寇，侵略我土地，戕害我生民，儿身在远方，心诚忧之。”字里行间，是游子对国家命运的忧思。

“至于抽壮丁事，无须介意。国家存亡，匹夫有债（责）。幸勿介念耳。”1938年泰国李清淡在寄给潮安李强耸的侨批中，动员家中亲人参与保家卫国。

原本用来报平安、寄银钱的信笺，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日寇侵华期间，为激发海内外华人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很多侨批通过“实用国货，誓雪国仇”“同胞快醒，实用国货”等戳印来宣传抗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旅居东南亚的广大潮籍侨胞挺身而出，以侨为桥、以心报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用跨越山海的侨汇力量，构筑起支援祖国抗战的海外后方。

马来西亚华侨吴镜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给妻子林氏的侨批中提到，“南洋捐赈灾，买公债为救国，人皆购买，每月平均约三四元……”万众齐心抗日救国的感人场景，在字里行间生动浮现。

泰国澄海籍侨领蚁光炎挺身而出，领导泰国中华总商会积极推销抗日救国公债，广泛开展抗日募捐，动员侨社抵制日货、断绝与日方贸易往来。他不惧艰险辗转香港，输送大批物资与捐款支援抗战事业，同时多方奔走推动一度停业的泰国至汕头侨批业恢复运转，让侨批这条家国纽带在战火中延续畅通。

广东省档案馆馆长李军晓表示，民族危难关头，万千海外侨胞以侨批为媒，舍小家以纾国难，聚微光而成星河，构筑起祖国抗战坚不可摧的海外后方，生动诠释“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情怀。

游客正在参观汕头侨批文物馆。新华社记者 李思佳 摄

不管是烽火岁月，还是和平年代，这份跨越山海、至死不渝的家国同心，都是侨史最滚烫的情感底色。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华侨华人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兴办公益，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华侨的心始终与祖国紧紧相连的深厚情怀。

位于汕头市澄海区建阳村的建阳小学，便是一座由海外侨胞捐资兴建的学校。如今，学校展览区仍张贴着侨胞先辈的事迹。孩子们从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中，读懂祖辈漂洋过海的艰辛，读懂情牵桑梓的深情，读懂守信重诺的品格，读懂反哺故土的赤子之心。

一纸侨批，写尽家国情长；百年岁月，见证山河变迁。今天，侨批已退出历史舞台、下南洋也已成为往事，但纸上的牵挂、骨子里的信义、血脉中的家国情怀仍在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走向更辽阔的未来。（记者肖文峰 詹奕嘉 赵紫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