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国家安全哲学
4．从一般到特殊：中国国家安全新观念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解决了温饱即生存问题后进一步转向如何解决发展问题的阶段。20年的改革已使中国摆脱了贫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并达到小康目标。为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 的宏伟目标，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中国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加大。
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是1959年的80倍、居世界第9 位；同年中国进口总额为1402亿美元，是 1950年的242 倍，居世界第10位。1998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78年的32位上升到第11位。中国贸易伙伴在 50年代有60多个，1980年增加到180 个，1998年发展到227 个。1998年中国十大出口地依次为：香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芬兰、英国、新加坡、台湾、法国。十大进口地依次是日本、美国、台湾、韩国、德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1998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为1632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8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为665 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36％，已连续4 年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为10％，1998年上升到34％。1998年中国外汇储备为1450亿美元，比1979年的8.4 亿美元增加了172 倍。快速发展必将带动巨大需求。据估计，21世纪头10年，若中国经济仍保持在年均10％的增长速度，到2010 年，中国人口将达15亿，人均GNP 为2700美元，届时中国需石油10亿吨，其中需进口9 亿吨；粮食产量维持在5 亿吨，需进口2 亿吨才能满足国内需求；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将提高到7.5 ％。
这说明，中国已初步从初级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工业产品出口国家，中国有1/3 强的经济增长已与世界贸易连为一体。这同时进一步说明，中国发展及其相关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利益，与建国之初相比，在相当程度上已与世界联系起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将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的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我们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但只要看一下美国经济，乃至美国本身与世界的联系程度，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研究一下美国年度安全战略报告，不难发现，美国人眼中的国与国的限界远不如东方人感觉得那么明显：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人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100 年前，马汉曾对这种变化从理论上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因此，马汉对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忠告：“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
与英国前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一样，正是有了控制海权的军事胜利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的海外利润回流，美国才巩固和发展了国内民主制度；相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曾羡慕并仿效建立了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但由于其经济转轨和海外市场的扩展都不仅没有同步发展也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结果其民主政治建设大多都失败了。从军事国防的角度看，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本国及其近邻地区安全不致受到经常性的侵犯；换言之，国内政治不能经常出现非集权则不能排除的外部战争压力。而要作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以将企图威胁本国安全的敌对力量消灭于遥远海上的海军，在当前尤其是要拥有集制海、制空、制电磁权为一体的海军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海军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权的保证，同时也是其民主政治发展权的保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依存度的增高，中国国内必然生长出来的民主政治发展安全也日益依存于世界安全。这使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及由此形成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念，也必将与世界日益融为一体。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重大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要改变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转而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呢？
不，绝不能这样理解。
如前所述，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外围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自从市场经济的政治神话在中国打破后，我们便意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 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
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张文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