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什么是“写作才华”？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巨大的误会，以为小说能人为地拆分成“思想”和“技术”两个部分，分别修炼完成。而这“技术”又可以被无限拆分成结构、描写、造句、组词……

　　无限拆分的结果，就是杀死小说，这种所谓的“技术”，其实是一套精致的媚俗手段，打着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旗号，作家们成了故事工人，其创造力被合法阉割。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意识到托尔斯泰并非“思想家”，只是一名小说家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困惑：一个思想不正确的人，为什么会在西方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他会走向不朽？

　　通过对托尔斯泰的文本分析，中国文学发展出一整套话语体系，比如“现实主义塌陷”“小说本然逻辑背叛了作家的主观意愿”等等，除了行内人自己觉得很形象外，普通读者只能一头雾水。总之，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原本就存在着小说的完美模板，谁写得最接近它，谁就不朽。而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个模板就是：语言高度民间化，出场人物越多越好，故事多线索推进，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对话与叙述穿插，主题与时代结合……

　　可现实是，树立了绝对完美的标杆，创新空间就会被压抑。中国小说家们确实写出了一大堆伪托尔斯泰，却谁也没能不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句“中国的托尔斯泰”的阿谀，连见多识广的杨沫也会把持不住。托尔斯泰是不朽的后门，人人都想从这里挤进去。

　　上世纪60年代，托尔斯泰大部分译作被禁止出版，只有晚年“反帝”的内容可以公开传播，他再一次成了“思想家”和“良心”。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读者才突然发现，托尔斯泰那痛苦而深沉的内省，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永不停息的追问，竟有如此感人的力量。当“我”终于从“我们”中剥离出来，当双眼自缝隙中望见自由，托尔斯泰的写作犹如灯塔，照亮了每一次不肯屈服的跋涉。我是人，我应该是万物中最主动的过客，我应该配得上曾经的那些苦难。

　　对于生命，托尔斯泰其实没有给出答案，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甚至选择了投降。他写道，人所要的，不就是幸福吗？那就去追求幸福呗，为何追问永恒？他为此感到释然，甚至欢快，但他终于会知道，幸福依然只是一帖麻醉剂。

　　也许，只有放在人类小说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托尔斯泰的价值才能更真实地展现出来，才会明白他所能到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亦能到，而他不能到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能到。老托被热捧，老陀被忽略，可知小说家的命运不完全由实力决定，只要写作，就会被误读，关键看误读后的东西，是否凑巧触到了时代的痛点。

　　从不思考永恒的人，对永恒总有过分期待。麻烦的是，他们渴望不朽，却又要抄近路。这些年，不少中国作家也开始写长篇累牍的“内省”之作，也试图用一个宏大的架构来包裹其干瘪的人生经验。不打技术牌，就打思想牌，再也超越不了“二鬼推磨”的格局，有了伪托尔斯泰这项真正的跨世纪工程，看来，托尔斯泰早晚被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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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毕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