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古代巡视制度有如下特点：(1)出巡官员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汉代刺史的秩位只有六百石，却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长官。他们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能够“以小监大”、“以卑督尊”。(2)出巡时间有充分保证。汉武帝时的刺史，每年8月下去巡察，年底结束，有 4个月的工作时间。唐代监察御史出巡时间可达半年之久。明代巡按御史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各自的巡视区工作。从发展的趋势看，愈到后来，出巡的时间愈长。(3)长期流动，不长驻一地。无论是汉代，还是唐、明，巡视官员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不是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 (4)出巡官员职责明确，有较完备的监察法规。例如，汉代的《刺史六条问事》、隋代的《刺史巡察六条》，两个六条成为自汉以来历代刺史和中央派到地方进行巡察的监察官员必须遵循的原则。唐代《巡察六条》比汉六条、隋六条的范围还要广泛。明代则进一步完善了出巡法规，先后制定有《出巡相见礼仪》、《奏请差点》、《巡历事例》和御史回道考察法规，划定了监察范围。这些做法既是对出巡官员职责的明确也是对出巡官员的约束。另外，职掌巡察的监察机构通常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不受其他部门干扰，便于独立行使职权。[详细]

        古代的监察官，并不总是有用。西汉在郡之上设置十三个州的监察区，每州设一个刺史，负责几个郡的监察。刺史官阶比郡太守低很多。意思就是说，刺史仅仅是监察官，不是太守的上司。可是，到了后来，刺史越来越为太守们尊敬，跟太守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东汉只好把刺史变成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单位，正式将刺史变成太守的上司。到了这个地步，监察也就见鬼了。同样，在明代，各省都设置了巡按一职，作为地方的专门监察官。巡按官阶不高，不过七品。但是却可以监督从二品的省级大员。时间一长，七品芝麻官的巡按，在官员眼里，成了省级大员，跟布政使、按察使并列。自然，到了这个地步，监察也大体停摆了。
        唐朝一般认为是监察制度执行的比较好的朝代。但是到了中唐之后，也开始出现问题。监察官借监察的名义，一路通吃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位名叫严升的侍御史，巡查江南。此公嗜吃牛肉，所至州县，地方官都得为他宰牛漉酒。事无大小，只要给他金子，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到之处，金价为之上涨。人称“金牛御史”。清朝都察院的都老爷（御史），到了晚清，基本上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参谁不参谁，全看背后的政治势力的操控。一般的地方官，只要打点好了有势力的上司，祸只要惹的不大，贪腐不太过分，就可以平安度日。[详细]

然而，古代巡查制度虽然严格，却始终没有根治腐败现象。巡查官员的权力大，因此成为地方官员笼络、贿赂的重点对象，若非品格高洁刚正之士，往往与贪官沆瀣一气。从中央空降的监察官容易变异也是情理使然，无论当初皇帝怎样信任他，他发誓如何效忠皇帝，一旦能掌握一个庞大地区众官员命运，掌管众官员的命运也就等于掌握当地老百姓的命运，尝到权力的甜头，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皇帝的信任，对皇帝的忠诚，会让位于权力带来的利益。于是这类本应监察地方众官员的“巡视大员”，反过来和众多地方官合流，一起上占皇家的便宜，下侵百姓的利益。　
　　    皇帝当然也会看到这些，于是在制度明确的监察官之外，又隔三岔五临时派心腹，来监督包括监察官在内的各地官员。如设立刺史制度的汉武帝，经常派“绣衣直指”，持节巡察各地。“直指”，意即“衔命直指”，“指事而行”，具体为皇帝办某件大事。因此，这类钦差往往是皇帝的私人心腹，如汉武帝时的江充，就是着名的“绣衣”，因深得皇帝信任，飞扬跋扈，连太子都不放在他眼里。后被武帝灭族。到了唐代、明代，太监往往担当这类角色；到了清代，皇帝对手握重权的汉族地方大吏不放心，往往派旗人充当这类角色。在监察制度和监察官之外，皇帝还屡屡派钦差巡视，看起来确是叠床架屋，但这是帝制的必然。如黄宗羲在《原法》中所言：“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这是集权制度下解不开的死结。[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