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笔部队”：“软屠刀”下的嗜血罪恶
“军队作家”火野苇平：“国民英雄”的迷狂幻灭
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二战中的日本那样，短短几年间就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军队作家”。他们本身就是侵华战场上的军人，有的曾发表过少数作品，而更多的则没什么写作经验，被评论者轻蔑地称为“外行作家”。由于具有“军人”和“作者”的双重身份，使得“军队作家”能够获得许多鲜活生动的战场体验，因此，他们的创作在日本读者中广受欢迎。
“军队作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无疑是被吹捧为“国民英雄”的火野苇平。
20岁时，火野苇平作为“干部候补生”参军入伍，后以“伍长”身份入伍，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但在日本文坛上只是一个无名之辈。1937年，他发表以淘粪工人自强不息为主题的中篇小说《粪尿谭》。同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伍长”的火野苇平再次接到入伍令，被编入第18师团。
极为重视战争中“思想战”“宣传战”的日本军部，是不会把火野苇平作为普通士兵来使用的。1938年2月，受到当局操纵的日本权威文学奖“芥川奖”决定把本年度大奖颁给火野苇平的《粪尿谭》，并特派评论家小林秀雄亲赴中国火线为其颁奖。火野苇平立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陆军“伍长”变得声名大噪。
时任“中支那派遣军报道部”报道班长的马渊逸雄少佐得知了这一消息，决定将火野收归麾下。马渊的心里很清楚，“只有身为军队一员亲自作战的士兵，才能够将战争的实际情况传达给后方。”
马渊少佐没有看错人。与其他只在前线走马观花的“从军作家”不同，火野苇平一手握笔、一手拿枪，他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广州攻克战等重大战役。枪林弹雨的血腥，成为他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1938年5月，火野苇平以陆军报道员的身份全程参加了徐州会战。8月，他的《麦与士兵》一经发表，便令其暴得大名，成为万众追捧的文坛宠儿。随后，他又创作出《土与士兵》《花与士兵》，与《麦与士兵》一起并称为“士兵三部曲”，总销量达到300万册。他的作品成为日本军部最好的征兵广告，煽动更多日本青年奔赴前线充当侵略“炮灰”。
1939年12月，火野苇平“荣耀”地从侵华战场回国。他到处演讲，约稿不断，俨然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火野苇平第三次应召参军，积极请缨奔赴南洋战场采访创作。此间，一直到日本战败，他都是“战争文学”最活跃的作家之一。
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位煽动战争狂热的“军队作家”，战后竟然有人将之视为怀有“人道思想”的反战作家。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面是杀人如狂，一面是唏嘘感伤，“屠刀上面有菩萨，鲜血里面见佛陀”的情节随处可见。作品中“我”在给孩子的书信中炫耀道：“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作礼物好吗？”另一方面，火野苇平又企图表现杀戮之后日本士兵的“人性”之美，看到堆积如山的中国兵尸体，“我又感到了一种悲痛和感伤”。
火野苇平迷惑了很多人。就连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都上了当，于1939年6月撰文极力向美国读者称赞火野苇平的作品富有“诗意”和“温情”：“在士兵的淳朴中表现其美丽，赞扬了他们的崇高。但是却没有一点思想宣传的味道，也没有夸张的赞美和自我满足。”
火野作品的最大迷惑性，恰好掩藏在这些“诗意”和“温情”的字里行间。事实上，他描写日军所谓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不过是见了被吓得“颤抖”的抱着小女孩的老太太，用日语说了声“老太太，叫你受惊了”，不过是对即将被屠杀的中国俘虏寄予一点虚伪的怜悯。其作品中虽有作为“人”的某种感情的下意识流露，只是这种“温情”在对中国人的血腥杀戮面前，实在显得太过于孱弱和矫情了。
火野苇平反战的假面，最终在事实面前无情地抖落了。1945年9月2日，日本刚签署投降书，他就怀着激愤的心情写出了小说《悲伤的士兵》，坦言绝不认可“战败和屈辱的现实”，甚而狂妄声称：“以八月十五日为分界点，谁是真正的日本人，谁不是，很快就会见分晓了。”意思是说谁继续拥护天皇制，谁拒绝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谁才配当“真正的日本人”。这已完全变成对世界正义最赤裸裸的挑战威胁了。
晚年的火野苇平右眼失明，深受高血压困扰。他的创作能力每况愈下，影响大不如前。回想当年受到那种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拥戴，而今却落得“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凄凉下场，火野内心的失落与孤独可以想见。尽管在美国的纵容下，他和许多鼓吹侵略战争的日本作家一样，只受到了象征性的处罚，但这个被称为“头号文化战犯”的火野苇平居然死不认罪，在请求恢复公职的申辩书上还振振有词地辩白：“我想，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我必须献出一份微薄之力。如果有人说，我的爱国热情是错误的，我也无话可说。”
1960年1月，火野苇平服下一百片安眠药自杀了。战后军国主义的迷狂和幻灭，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失落忧郁；对战争责任至死不悟的“选择性失忆”，又让他在痛苦迷惘中难以找到精神出路，终生死抱“圣战爱国”的信条不放。火野最后的下场，也是侵华作家们无法面对历史、安妥灵魂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