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童识否旧刀枪——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老兵
牧童识否旧刀枪
——谨以此文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老兵，并纪念建军88周年和抗战胜利70周年
两年多没探亲了。
春节我要值班，就只能在节前去看看父母。连来带去4天3夜。
我从小在外，身是旅者家是过站，来去匆匆早就习惯了。而这一趟和以前的那些次都不一样，心中五味杂阵，甚至有些悲怆和恐惧，仿佛迷失在故往与时代的末班列车的荒芜小站之中，眼睁睁看着父母、童年、家、来路、梦想纷飞四散。
最后一批“闹过革命”、“打过仗”的老军人们正在被岁月缴械。让自己不愿也不敢承认的是，我正目睹着那极为珍贵的革命与战争之光行将黯淡而去。
一、怀旧隧道
家在一个熟悉的院子，是我家无数次搬迁的终点站。
不仅我熟悉，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在许多城市，特别是在过去参军者众、或打过大仗、或驻过大部队的地方，都有这样一些院子：围墙围着，有个不太正规的门岗，内有若干整齐小楼，一般都很旧了。比楼更旧的是些拿着范儿且绷着脸的老人，他们中至少有几个人常年不变地穿着旧式军衣军裤，或戴着一顶呢军帽，行走间似在丈量往日的军旅岁月。
这里有一个标配的名字——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在很大程度上，入驻者是凭战功、至少是凭作战资历，赢得安享晚年的入场券的。
一开始，小院儿坐落在城市边缘，农田伸展、树林掩映，让小院宛如梦中的故园。伴随城市的成长，繁华像一群肥蚕吃掉了小院周围的一切。这里从安静的郊外小巷变得嘈杂拥挤、商铺林立，街面妆扮得花花绿绿的。而院内的一切都停留在肃穆的初始：从院子、树木，到屋子、门窗；从家具、电器，到厨房、厕所（姐姐才给这里安了个冲洗马桶）。乃至弥漫在小院中的咳嗽声都是有年份的，漂浮着某场战役的味道——远比制式的回忆录更动情地占有战事的真实。
它像一个魔盒，收藏着中国革命史当中最残酷、最壮烈，也最为匪夷所思的战争气。
在这里还配有办公楼、车队、食堂、公务员(可不是政府公务员)──新兵是年年更新、虎虎生风的，他们好比是时代的标尺或圭臬，在他们的映衬下，这里的一切都在年复一年地变慢了、变弱了、变淡了。
若身在其中，可叹的还包括这样一个事实，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变得衰老甚至狰狞，老“休干”本人、他的老伴、他的续弦、他的子女、他的保姆……甚至，包括干休所的工作人员，年轻护士变成了广场舞领舞，食堂小王变成了厨师老王……
一旦连第三代的孩子们也不在这个院子里像鸟儿一样叽叽喳喳的时候，说明老家伙们“带孙子”的最后一项社会功能也“完球”了。他们好似抛在多变的时代步伐边上的一只没人顾及的发白的军挎包。
绿树红砖、静道孤灯。高楼丛中的干休所小院，成了在都市新区当中连通着故往的怀旧隧道。你无意间掠过它，也许它低眉顺目；当你踏在它的圆心，会不可避免地被它一下子“吸”进去。
我们家住在一楼，为进出方便，都是从后阳台上的小侧门进出。
还未走近，透过模糊的旧纱窗已看到了妈妈的身影。一迈进那个堆满旧物件的拥挤的阳台，妈妈就整个展现在面前：她已是一个佝偻着背的小老太太，穿着我以前带回家的墨绿色军用毛衣，宽大松垮，抬头看我时颈与背形成了一个很别扭的角度。
这是……知道妈妈近些年背已渐渐弯了，但是在两年间忽然弯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令我大吃一惊。记得以前大学同学到我家来玩儿过一次，从那以后就一直对我母亲崇拜得要命，一米六五的身型，说话声音“特别悦耳”。的确，妈妈曾经是称得上“形象气质俱佳”的，现在因假牙配得不合适，说话还迸出唾沫星子。
此时我简直无法将看到的样子和以前的母亲联系起来。
爸爸也“忽地”老了，站在老式的宽大的沙发前，显得更加短小，想向前走两步，却是一步一蹭的，腿脚仿佛不是他所熟悉的“队伍”，不听使唤了。
前几周爸爸因头晕到医院住院，尽管部队医院有一套机制照顾他这样的老兵，但毕竟条件所限，他们还是遇到了各种不方便，包括一次吃东西没注意，又吐又泻。这次生病对他的健康影响很大。问题是爸爸的所有一干生活与治疗都需要老妈照顾，从剥香蕉到洗屁股，而老太太也是80岁的高龄了。
这次我见到爸爸时，他的记性已大不如从前，这是最让我惊悸且痛楚的。有些问题，诸如“你现在还在×××上班吗？在干什么工作？”什么的，他问了好几遍。原以为他会对特别喜欢的孙女更“上心”一些，只不过，孙女现在在哪儿也是要问许多遍的项目。
很显然，爸爸的记忆力出了毛病。我也不知道他的潜意识里就是喜欢问这些问题、问着心里舒服，还是真的记不住。因为聊天时一旦提到过去工作中的一些人名，他会清晰地说出。甚至当妈妈说“你们回来了就劝他多运动运动”时，他当即对老太太说“你别在这儿拉选票了！”这个反应也足够迅速。所以，每一次回答他的重复询问时，心里的感觉是怪怪的，不知是该每一次都装作初问，以饶有兴致状陪他“捉迷藏”，还是要提醒他注意多锻炼脑力，“这话刚说过的，您再想想啊？”
父母都到了耄耋之年，特别是一直作为这个家庭的“权威”、主心骨的父亲脑子越来越不好使，让以往貌似平静的家庭不再平静了。它随时面临突然降临的崩塌。老，比什么都无法抗拒。
组建了60多年的这个革命家庭，风雨飘遥。
一生从不服老的他们真服老了，服得服服帖帖。当告诉他们生活上要有些什么改进时，听到最多的三句话是：“我这就不错了”，“你们好就行了”，“还能活多久、凑合吧”。作为新中国新社会老龄化的头一批“样品”，以前那革命的冲劲儿、悍劲儿在他们的屈从中碎了一地。
二、砸碎旧世界
我是家里的“老幺”，所以“错过”了这个家庭初创时期的许多记忆。而一旦要动笔触及过去时，才发现不配是这个家里的儿子，对“家史”有许多的盲区和忽略，甚至更多的是隐痛的陌生与无情的批判。
老妈1935年出生，家庭是北京通县的一个破落地主级的土财主。但是她父亲在快要解放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在通州县城里操持他的家务，而是去京城混迹于前门一带，所以妈妈和小姨是在解放的革命风暴中艰难地自己养活一家、自己选择道路。
1950年，妈妈从县城里教会办的“富育女中”报名投身“抗美援朝”，入伍后被留在了公安部队（当时称河北省公安总队），从那时起走上了革命道路。18岁时，也就是1953年，经时任通县专署公安处处长的姑夫介绍，与父亲相识、结婚。
那时，父亲是刚成立的空军的最早一批干部，从华北军区而来。他1942年参加革命，生在华北大平原的深泽县。在当年，那个地方为“日伪”与“八路”拉锯争夺的区域，不当“八路”就当汉奸，没有第三种选择。
难能可贵的是我奶奶，一个农村老太婆——她的丈夫早年间去北平“燕京大学”读书，读着读着找了新相好不再回来了。就这样一个不识字的乡下妇女，蒙受着被“知识青年”抛弃的羞辱，在战乱中的农村吃糠咽菜地供儿子读书，一直读到中学，并在他15、16岁时，义无反顾地让他参加了在当时更危险也更艰苦的“县大队”之类的抗日队伍，多少次与鬼子伪军短兵相接、死里逃生。这些队伍后来在杨成武领导下，战胜了小鬼子，守卫过西柏坡，打下了北京城。
即使父亲后来到北京城里当了军官，这位农村老太太也没有搬到城里享清福，而是在乡下与身有残疾的叔叔种地过活，直到1989年平静地去世。
父母他们当然是这个新中国当中最年轻最优秀的一群。建国伊始，他们分配到了首都工作——和无数的为赢得解放而英勇奋战的战友相比，这是何其大的幸运。母亲于1955年响应国家裁军转业号召，从公安部队转业，顺利地进入了国务院重工业部监察局工作。他们住在东郊民巷，行走于当年国家或军队最高规格的办公场所，见到过在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想都甭想见的伟人。
我想象得出，刚刚诞生的国家，百废待兴的社会，二十出头的青年，蒸蒸日上的事业，他们曾是多么兴奋和激越。我估计他们从未像现在的我们一样思忖着自己的晚年或家庭的未来。
爸爸在那年头儿算得上是较有文化、能力较强的一类干部，他在军队高级别机关工作过，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派到新成立或新调防的部队，那支部队按现在的说法应当叫作“新型作战力量”，汇聚了当年最好的空军“宝贝”。从而，家也不断地搬，越搬越远。好在家里也没什么东西，几只箱子几口人，搭一架军机就把我们带到了新机场、新驻地、新营房。
表面上看，搬迁只不过是南方的气候越来越热（那年月没有电扇和冰箱），从北京，到河南，到湖北，甚至传说可能去福建；或者环境越来越“刺激”，从城市大院，到郊区营房，再到山上有狼的新平房（家里不得不备着小口径步枪）；以及母亲的工作单位越来越小，从部级，到局级，到厂级、子弟学校级。
可是在实质上，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越远离北京，也就越远离“文明”——在当年没有电视、电脑、手机的情况下，距离真的是决定了开化的层级——无论是知识层面、权力意义、还是斗争哲学上的。你和首都的亲近感，就只剩下晶体管收音机接收的中央广播电台电波了，这是他们谁都没有意识到的。
从另一方面说，在那样一个政治生活单一和等级相对分明的社会，这种迁徙给孩子们带来的动荡和莫名的陌生、孤独，可能是更大的代价——从后来的情况看我们的性格对社会都有许多格格不入。
自革命胜利以来，父母他们从没为生计而烦恼过。建军节的某大使馆，国庆节的音乐堂，他们还能时不时地开开洋荤。
“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是经常听他们说的话，不是虚情假意地说说，是真信。他们哼革命歌、样板戏，抄毛主席语录，和着毛主席诗词练写诗，他们的内心比我们现在坚定与坚强许多。
他们全身心地工作，全身心地跌倒了爬起来，全身心地和私心私念做斗争。除了家徒四壁，他们都和老一代“决裂”了。一旦照料孩子耽误他们的工作时，我们要么送去当兵，要么安排住校、下乡，要么“寄存”到小姨家（就是我）。
旧世界是他们一块一块砸掉的，包括旧的家庭功能与关系。
他们脱胎换骨，他们是战士。战斗，是他们唯一的本领。他们认真地“提高警惕，准备打仗”。至于家庭、子女（更遑论什么财产或个人生活），那都不是最重要的。
然而，历史总是多变的。
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启始的时刻，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悄然莅临了。
很快地，他们连个“战斗”的机会也没有了。何止是战斗，一切的游戏规则都变了，敌与我、誉与毁、信与疑、贫与富、“凡是”与实践……他们不可能打赢一场如此复杂的观念冲撞的“战斗”。
父亲这一茬半老军人（比老红军身体尚好，工作还能干，而知识结构又落后了）就如同从镇国的“专政机器”上拆卸的旧零件，给分解下来，然后将他们很负责任地收藏到了一个叫“干休所”的仓库，安排了一帮干部战士照料他们、打扫他们头上脸上的灰尘。而他们的生活圈子，就固定在了那样一个遗弃物的“世外桃园”当中。
远离一直绷着的战斗的弦，他们被移栽进了社会巨变风暴之侧的一个无需采摘的恒温大棚。
三、勇敢地“作废”
离退休以后的家庭生活，反而成了隔三岔五拌嘴的辩论赛了。爸爸的脾气容易上来，妈妈又不依不饶，为一些吃个水果、加件衣服的小事，能演变为老半天的唇枪舌剑，直至“伺侯了你一辈子”，“从没有在孩子面前尊重过我”之类，太耳熟能详了。家里有一只黑不溜秋的“钢种盆（音译）”，是爸爸过去经常摔的东西。但它一直没被摔坏过，直到现在还在“服役”使用。
我很难评价他们到底相爱不相爱、幸福不幸福。说他们相敬如宾是不可能的，和每个父母眼中都有一个乖孩子叫“邻居家的孩子”一样，我眼中也有模范的家长叫作“同学的父母”，那是我的一个老师的家庭，从未像我家一样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红过脸”（但万万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们离了婚）。在当年曾让追求爱情的我颇为自己的父母而自卑，自然也就有了“天涯海角去自己闯荡”的念头。
当然，他们也不是组织包办的那种“二八七团”（即所谓“28岁、七年党龄、团级干部”的结婚条件），他们风雨同舟60多年，彼此坚信。
他们不说 “我爱你”，他们说过“我相信他忠于毛主席”。这也勾勒清楚了怎样才是“正宗”的革命夫妻。
父亲在工作后期已不得志，在离休进干休所时，没有选择老部队所在地，也许那里留下了他许多不愉快的阴影，他想办法去了河北老家方向，这样离在农村的奶奶可以近一点儿。
这是一个陌生的空军干休所，在这里他不得不与一群自己不甚了解的、而对方彼此熟悉的群体共同生活。这个干休所不大，但也储存得下足够的事非，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表面的乐乐呵呵中“空战”。人到老了，斗的就是一口“气”，这口气在旁人看来不值，但在老兵们眼里却是万万不可轻视的，这也是他们离开部队的刚强集体之后，自己残留的“庸俗”的尾巴必然耷拉下来的表现。
老头儿们热衷于“谁是哪支部队的”，喜欢比“谁的军龄党龄长”，爱打听“谁先当正师、为何没上副军”，也不放过“谁的孩子干什么工作”，“谁的老婆有没有文化”等等。还有他们想当（娶）、或者传闻中他将要当（娶），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当（娶）的更高职务（更年轻媳妇），这一啪啦大小闲事，和他们的现状有什么关系啊？可他们就要为此喋喋不休，耿耿于怀。
那时他们并不老、并不痴，他们心里难道不像明镜儿似的吗？
在这样勾心斗角一二十年的“军旅后”更年期之后，这些曾经保养得不错的空军军官们也不可抗拒地开始面对每年逐渐减员的“干休所魔咒”了。这下子，他们才蓦然懂得，应当要比的是“谁活的时间更长”，“谁的生活质量更高”，和“谁能领到新一轮上涨的离休金”。
1989年（奶奶去世不久），爸爸遇到了身体上的第一次挑战。那时他身体很棒，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只是血压高，结果就有一次骑车在外时突发了脑梗。他硬是推着自行车走了回来，然后就四肢瘫痪了。
他在当时的空军467医院治疗，一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动，解大小便都很困难。一个好心的邻居送来一副拐杖，结果被查房的神内科主任（是个瘦瘦的女同志）看见了，把人家狠狠地骂出去了，大意是这东西是害人的，拿起就永远放不下了。这话对老爸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横下决心，从练说话到练手脚，到下床走路。后来在家里每天自己训练，一是拉止血带（我从卫生队拿回来的），练臂力；二是上上下下踩一只小木箱，练腿力。他竟然练到可以正常行走，正常说话，基本看不出生过病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时有一阵子出现了些悲观厌世的情绪，抑郁本是脑血管疾病后的常见反应，妈妈对他这个问题的药方就是“你革命这么多年，志气都哪儿去了”的训斥，是真训呐，那还真管用。
爸爸还是有几分文采的，喜欢读毛主席的诗，喜欢看唐诗宋词，以前还能自己写一些。在康复中就坚持写诗文、练毛笔字，没多久就形成了一个小册子。即便是在一两年以前，老爸某天贴在窗边见到初冬落叶飘飞的景色时，还随口拈来：
一叶知时节，
深秋迎寒冬；
万物皆休眠，
唯有不老松。
疾病，好歹也可以算做是和平年代里死神派来的一个遒劲的敌人，他乐于接受这个敌人的挑战。其实，那才是他骨子里焕发斗志的“黄金岁月”——和抗日、解放战争时一样，他准确无误地明晰为谁而战、向谁开战。
而现在，无论是“革命意志”，还是“战斗精神”，都无法唤起那些热情了。
是的，他们经历过枪林弹雨，投入并见证过共和国的成长与发展，但他们仅仅接受了国家为他们的生存给予的保障，却未能像许多院子外、街道间的老人们一样，去获取时代给大家精神上的解放与文化上的福利，或者说，未去赢得在现代性与多年军队养成之间的觉醒与平衡。
对比他们年轻时的得意，才凸显出他们暮年的呆笨、荒凉。
看看窗外吧，在干休所的院子里，能聚在一起召开“家长里短座谈会”的老头儿越来越少，坚持出门下楼的拐棍声越来越少，还有一丝卧室灯光的窗户越来越少。
其中一些可爱且可厌的老兵，尚未完成与生理的衰老所做的斗争，就又面临将会被大脑功能退化这最后一枚子弹击中、永远地趴下——这可太惨了。
直到近些年来，才有学者注意到对“口述历史”和“微观战史”的发掘，让人们发现了埋藏于这些老头儿们脑子里的无尽富矿。他们对一战一事的事非评说远比已知的记载阐述要丰富动人许多。
和当今世界任何一支军队相比，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中国人民军队前20几年的战争有太多的不合常理，长征、抗日、三大战役……那些胜利既令人瞠目结舌，又很难说清其中的道道儿，没任何规则可循，尽都是难以在世界上的其他场合复制再现的个案和传奇。人们往往总结为正确的指挥和集体的合力。而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士兵呢，在这当中又有几多能动、几多创造、几多神奇？为什么是他们选对、他们敢打、他们活下、他们险胜？随着他们的老去，那许许多多的“幸存者偏差”就更是再不会有谁能说得清楚了。
他们带走的是一段永远失传的老兵赢秘诀。
四、被“献身”铸型
我相信，父亲军旅生涯中的某些秘密他绝不会向家人透露，他曾在一个关键而紧要的历史阶段身居空军某要害核心部门。我们以前是不敢问他，怕被他批评、小瞧。现在却无法再问了。他恪守着他的准则，要么不说，要么忘记。
子欲“知”而亲不待，当我熬到了足够的年资、能够真正了解他们当年的一切选择的时候，父亲的脑子不给这种机会了。不会有人怀疑他们是共和国最初一代也是最忠诚一代子民。革命、激进、笃信、自律……塑造了他们。他们是经过炮火的筛选、淘洗的淬炼，为了国家初创需要的奠基、铺路、粉碎、深埋所“订制铸型”的。
他们内心简单而炽热，无论是去赴汤蹈火，还是抛开自己的安乐窝，只需一个号召。
他们被“正派”的革命作风定型。比如除了“组织”，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帮助自已；比如他们只有在党报认可的前提下才觉得什么行为是“正确”的，从而意识形态被整得尽是“反转”。他们不懂什么叫送礼收礼，有次我的朋友在他们病中提着两箱牛奶去探望，结果无论怎么解释，都被“义正言辞”地拒绝，搞得人家大伤脸面。对我们的教育，也总是什么都“不当”也别“丢人”。
除了在性格上的“革命性”之外，他们的习惯被凝固在了（那个时代的）“艰苦奋斗”——（这个时代的）“抠抠缩缩”上。他们从不缺钱，从哥哥姐姐小时候的照片看，他们在北海、颐和园游玩时穿的是狗皮大衣灯芯绒罩衫什么的。而在离休后的日常生活中呢？家里几乎所有的家俱都有了30年以上的历史。几只小椅子小凳子虽然刷了好几遍漆，但个个仍堪追忆分别是我们小时候谁用的。他们的“节俭”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花椒在炒完菜还要捞出来用下一次；在洗手池下永远有一组水桶，每天用的水，全接到一个个桶里，一桶一桶地冲厕所；淘汰的袜子、内衣都会长时间地用在包碎肥皂、当抹布的用途上。这次回家带了盒海参回去，我们不怎么会做，烧出来偏硬，结果第二天海参被从菜里挑出来，剁成小颗粒出现在新蒸的包子馅里。
儿媳妇初到我们家时，都会讶异地发问：过去如何如何见过世面是吹的吧？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一切凑合不是目的，省下几个钱也不是目的。他们的离退休金在定期上涨，是当今社会金融体系中最保值的收益之一。只不过，克俭自己是他们还能够做到的维系过去的唯一的快乐，那是他们漫长而有趣的节约战役。
节省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当他们与时代的兴盛、与现代生活方式脱节的时候，可就“杯具”了。
比如爸爸白内障逐渐出现，我希望他们换个大一些的液晶电视，但是他们宁可把那个老旧的显像管电视修了一遍，也不同意换新的。曾有一次我暗中安排，货品都看好了，只等送上门安装了，结果争吵了一番而作只得罢，侄子用短信形容他们不同意换时“一切的急”，让我终止努力的一句话是：“你别改变我们！”手机也拒绝使用，这在他们住院时极不方便，尽管给他们买了一个智能、一个老年版手机。这次回去我说屋里太黑，他们说已准备换成节能灯，只是要等到现在这个白炽灯泡坏了的时候——照他们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估计这又要以若干“年”来计算了。孙女给他们带去个ipad，还专为他们学会使用而手绘了个说明书，当时为了给孩子面子而玩了一阵子，这次我回去，已经见不到踪影了。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与文化的突飞猛进，既然没有物化的载体，光靠一两张报纸，是无法进入这个小屋了。老了不可怕，旧的不可怕，被时代甩在老地方，那才可怕。
也许更可怕的，是他们故意要停留在过去。他们把玩、享受着某种被新型社会抛弃的感觉。这让他们更温暖、更从容地浸泡在从前的理想主义的春风得意当中。他们参加革命、从事工作，也许真的没有想到过荣华富贵、没有想到过光宗耀祖、没有想到过让自己舒服。他们真纯粹。
先烈可鉴：没有荣耀和喧嚣的自我坚守与苦行，才是革命与献身的大彻大成罢。这样活着，比光荣逝去的战友一点都不随意。
如果真是这样，可悲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了。
不知是遗传还是环境，我们这一代也是一个赛着一个倔，特别缺乏在这个现实社会中的“竞争活力”。在家庭关系中，和他们能够把握“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原则不同——两个老的再吵，不至升级到冷暴力，不至影响到下一顿饭，不至破坏了感情。而下一代却把握不了“斗而不破”的火候，没有“革命”做底子，无论是事业、家庭还是性情，都远达不到“和谐”与“小康”。这也是父母坚持还要领导着我们去改进的“痛点”。他们并没有也没必要想到自己有什么问题，他们看到的是给了我们吃喝、上学、管教、和表率。
看到他们把心思从“国家大事”、“子女学习”逐渐过度到“今后钱怎么分、房子给谁”这些“终极”问题上，我的心就无比的沮丧。转眼我们这一代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也经历了不少世事沧桑，伴随着整个家庭的衰老，更是集体转向更固执，因而也是家里的和睦程度的最糟糕阶段。每一次期待中的团聚，都更像是最后的晚餐。
五、战备式生存
我想回家了、思念书信的那一头；回家真幸福，在火车上站着算什么；回家真温暖，好吃的菜、熟悉的床、恒定的摆设；早早起床，不让出去玩，不能随便看电视，没有网络；总是“说说话”、“聊聊天”，又没什么新鲜话题、共同语言，闷死了；东西太旧、太破，卫生习惯也不同了，他们真是out了；这也说教、那也管着，想逃离；告别了，总算松了口气……然后，很快又重复到开始，周而复始。
家，在我们眼里是个爱而不至于久留、怨而不能忘怀的矛盾之乡。独立、孤僻、自抑。和家的距离，是一种相吸相斥间纠结的停顿。
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父母的什么意识把家塑造成这个样子？
他们建立这个家时，大国新定，不仅百废待兴，更是险象环生。军队还是要像战争年代那样使用，只是除了保家卫国、平叛镇反，还肩负起了农垦、修铁路、建工厂、占领文化阵地、建设医院学校、稳定地方政权。这造就了他们自认为“时刻准备打仗”。
他们身上带有革命式的冷酷，战争态的坚毅，运动型的决断，但骨子里仍是农耕战争习惯的残余，革命只在他们身上实现了一半，且是较外在较表浅的那一半，留下了更为艰苦的另一半，也就是革命的下一阶段应当怎么办。
在我们家，每个人都当过兵。姐姐在1969年当了卫生兵，哥哥1977年在下乡时考上了一所名气不大的大学，本属极不容易的机遇，但家里还是让他去坦克部队了。我上初中时，父母给我做出的决策之一，就是在北京借读（只能上一般中学）后，回湖北高考。要知道湖北是高考最高分的省份之一，这成了我的同学们感到最不可思议的“逆向”高考方式。那时他们在湖北工作，当地有两所很强悍的高中，而我从户口所在关系来看读这样的学校是又合理又合情的。他们的这一安排，让我报考的大学至少下跌了三个层级。他们深知北京代表了见识，却不知道见识不代表考分，那么也就不代表未来。他们给我制订的报考志愿基本都是军工大学或军校，录取分竟然是先低后高的——其顺序是他们看来的军事重要性——他们对教育和未来太陌生了。
从结局倒推可以证明，我们家庭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个孩子养成的能力和习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最适应、最显效的，那就是战争岁月：我们都受到过部队训练，都懂得军事生活，都有至少有一门军事技能，性情还不为婆婆妈妈的家庭儿女情长所羁绊。
在返回自己家的高铁上，我打开妈妈为我准备的午餐，是她烙的小发面饼，还有鸡蛋、香肠、两个苹果，分别用小塑料袋包着——每一个塑料袋都是超市买菜时给的袋子洗干净后、重复使用的。一只旧水果刀，把儿松了，用橡皮筋缠着。
我又想起了老娘那折刀般越来越弯的脊背。
而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无奈与苍凉，胜过有条件、有能力为年迈的父母做些什么，而他们不屑接受、或反感接受的呢？
今年啊，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父亲89岁了。峥嵘往昔渐渐与他无关，就像一个看淡世事的“出家人”抛弃毕生的财富与情感一样，他正在把他最自豪的戎马旧事从近到远一堆一堆地丢散。我也曾试图让他多一些“时尚”与“休闲”的眼光，但无数的努力换来的是他不高兴、被冒犯。
一个时代需要一拨人。这很正常。
然而，既然国家在走，众人在走，咱无论快慢都要跟着、都要携着、都要念着罢。
《水浒传》中鲁智深英雄失路、藏匿于五台山的时候，曾听得一个买酒汉子随口唱道：“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
好（野）山好（恶）景、好（闲）词好（冽）酒，引得他大醉（恨）、大闹（愤）了一场。
新时代，巨变快。新时代，巨变快。炮火硝烟远去了、殊死搏斗远去了、狼犺老兵远去了。我们优哉游哉般生活在远远避开战争的岁月。战场在何处？牧童去哪儿了？谁识旧刀枪？（歌兑）
（原载于《解放军文艺》2015年第7期，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