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服与遗嘱
1969年底，某新型解药刚刚研制出来，效果究竟如何？只能通过人体试服才最具说服力。当年，科研人员以身试服试用并不鲜见，但出于对同志的身体健康负责，组织上严格把控。这次，三位女性科研人员马秀英、裴素秋、袁润芬，先后每人偷服小剂量的这种药物，并都向课题组负责人之一的焦克芳报告出现胃肠道反应。
为得到第一手情况，焦克芳毅然决定自己也要偷服。于是，他回到自己的实验室，加大5倍剂量偷服了这种药，并留下服药记录。
当天，时任所长徐念兹在了解马秀英等三人试服药情况后，马上召开学术会议，当场下令，没有总后批准，任何人不能再服！焦克芳当面笑着说：“没那么严重吧，她们3个可能是有点心理紧张。”
第二天，在原剂量基础上，焦克芳毅然加大3倍剂量偷服；紧接着第三天，又在原基础上加大3倍剂量偷服。然后，他把服药记录和事先写好的遗嘱（万一出事，自己负责，与别人无关）一起交给课题负责人肖默然。肖默然含着泪把焦克芳的服药记录和遗嘱一并保存起来。
这个服药记录， 不仅让课题组获得了珍贵的一手人体口服资料，更主要的是极大缩短了研究周期，为新药的定方剂量提供了可靠参考。这个药方最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