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升值，汇率变动对外贸出口企业利润有较大影响。业界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人民币快速升值令外贸企业承压。外贸企业面临哪些困难，又该如何防范风险？为此，记者近日专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问：近期人民币快速升值对我国外贸企业有哪些影响？现阶段外贸企业面临哪些困难？
连平：本轮升值始于2020年5月，8个月内升值幅度超过8%，不少市场分析担心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而从最近几个月的出口数据来看，这种担心似乎又显得有点多余。
从宏观层面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又因为我国整体上是贸易顺差国，所以升值对我国的国际贸易不利。而这种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存在一个时滞效应，即升值后本国产品变得贵了，“变贵”会抑制出口，但因为重新签订合同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抑制效应会延后，按照以往的经验，这个时滞大概会在两个季度左右。这即是国际贸易理论所谓的“J曲线效应”。按照此理论，人民币升值的时滞效应可能会在2021年开始发生作用。
然而，今年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的商品供应严重不足，主要经济体里只有中国因为疫情控制较好而有较强的出口能力。在疫情没有得到较好控制、全球其他国家出口能力不足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大幅增长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从而可能在一定程度抵消升值对出口的抑制作用。在2021年，等到全球疫情出现拐点，各国出口能力恢复后，升值的抑制作用就会开始显现。所以，从短期来看，贸易规模还在增长，对于贸易企业来说就有较好的业务拓展空间。
但从微观层面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侵蚀外贸企业利润。人民币升值的反面是美元贬值，而跨境贸易中有超过七成使用的是美元结算，这就会出现外贸企业收到美元不少，但换成人民币就打了折扣的情况。针对于此，外贸企业一方面应该考虑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努力规避汇率风险。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是中国商品供不应求，这给了外贸企业在选择结算币种上更多话语权。另一方面，外贸企业可以安排以欧元和日元等货币进行结算，适度抵消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外贸企业还可以采用“锁汇工具”，通过远期等工具将远期汇率锁定，以降低汇率风险。
同时，要注意到在全球供给能力复苏之后，人民币升值抑制出口的作用放大，外贸企业也可能面临订单下降的风险，建议外贸企业合理调配采购和销售节奏，使得购销两端适配，不要出现太大缺口，或者保持购略高于销。总之，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综合地加以应对。
问：有业内专家认为，人民币未来或将面临持续升值压力。您怎么看？如果持续升值的话，我们是否会出现当年日本广场协议那样的情况？要如何防范这种风险？
连平：2020年，人民币走出了一波“先贬后升”的行情。可以观察到的是，2020年9月之前人民币升值更多受美元走贬的推动，2020年9月中后期开始，我国经济快速复苏、国际收支双顺差趋势性确立，人民币更多受此影响而走升。未来一个时期，美元走势、我国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差异等这几大因素还会持续影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上应该是以升值为主。但却很难说会有持续性的升值压力。
这首先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基本面支撑，这使得均衡汇率水平本来就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中，一定幅度的升值有其合理性；其次当前人民币强劲升值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扩大，特别是贸易项下的顺差大幅增加，货物贸易顺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缩小；再次是在我国货币政策基调稳健、美国货币政策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条件下，中美之间存在较大的利差。
然而，随着2021年疫苗的普遍接种、全球出口能力的恢复、前期人民币升值抑制出口，再加上2020年四季度的高基数，较大的顺差规模可能难以为继，由此就会削弱了人民币升值的动力；2021年，美元指数有可能阶段性回强。2020年末欧洲疫情再度暴发并且有失控之势，反推美元走强，2021年全年可能都会呈现美强欧弱的态势，再加上拜登执政后，美国经济较为稳定的复苏可能推进，美元指数可能阶段性走强，这也会抑制人民币升值。所以，2021年人民币持续面临升值压力这一判断可能并没有充分的依据。
我判断，2021年上半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可能冲高至6.1左右，下半年最低可能回落至6.6左右，整体的中枢运行区间在6.4上下，在可以接受的区间范围内。
事实上，当前人民币所处的环境和广场协议时的日元有很大的不同，两者几乎不存在可比空间。广场协议签署时，日本要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这导致了其货币政策独立性很弱，甚至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中国的宏观政策具有自主性，更多的举措是切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合理应对。签署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幅度高达50%左右，而现阶段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人民币汇率都不太可能有如此大的升值幅度。如果出现极其过度的升值的话，监管层也会相应进行调控。所以，出现广场协议后日元的那种“疯涨”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也应该关注到升值对出口的抑制、吸引资本快速流入推高资产价格泡沫、外债快速上升等风险。事实上，前期的升值已经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并在2020年四季度三度出手管理外汇交易成本和外债。未来，宏观政策一方面将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支撑经济基本面向好，由此决定了经济增长与汇率升值的适配；另一方面会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特别是跨境资本流动方面，防范资本反转风险。
问：现阶段人民币快速升值对“一带一路”地区有何影响？是否会推动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及地区使用？
连平：近期人民币快速升值背后有相对强势的国内经济基本面作为支撑，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短期来看，由于国内外疫情防控情况差异明显，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强化。2020年在全球贸易总量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依然维持小幅正增长，出口增长力度尤为突出。
数据显示，2020年11月进出口贸易金额和出口金额同比分别上升13.6%和21.1%。近期有日本专家预测，2020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的比重有望达到20%。在这种情况下，鉴于货币升值具有对境外主体持有意愿提升的效应，人民币汇率短期快速升值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会有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可能会有所提升。
除了经常项目，人民币汇率走强可能会在未来对国内资本“走出去”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向。在此区域，人民币投资规模可能扩大。长期来看，这对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人民币升值可能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反过来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出口。
问：人民币升值和推动人民币周边化之间是否有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连平：从对外贸易看，近期人民币升值并未对中国与周边各国和地区之间相互贸易的复苏趋势产生明显影响。但是从结构上看，贸易总额增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还是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贸易增长表现最好，2020年1月至11月累计增速达到5.6%；与日本、韩国之间的贸易增速分别上升1.4%和0.9%。除哈萨克斯坦外，中国与东亚、南亚和中亚各国的贸易增速均为不同程度下降，南亚和中亚各国降幅尤为明显。受对外贸易影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程度变化也会出现相应的差异。但从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国际化程度不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与周边主要贸易往来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均为正增长。
随着2020年中国加入RCEP协定，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投资关系会更加密切，周边国家和地区更加紧密参与中国主导的产业链，更大程度地依赖中国市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国际化程度未来有望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