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腐败多发生在“八小时之外”，如果没人举报纪检部门很难发现。因此用GPS监控，随时抽查干部行踪，虽然有打击面过大之嫌，但作为对干部有效监管措施的探索不妨一试。首先，干部很难说假话。如果没有定位跟踪，对于何时在何地的追问，干部们可以轻易编造个事由搪塞。由于查无实据，监督部门很难查实追究。有了通过GPS跟踪，是否说假话，一看便知。即使仍有说假话的可能，造假的干部也首先要自圆其说，给出个能够服人的理由。如此，确实可有效防止领导干部去不该去的地方，比如赌场或娱乐场所等，还能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干部“假外出”的现象，借助外力监督，干部也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详细] |
| 其次，监督部门再难言鞭长莫及，无法监督。对于监督不力的指责，监督部门常常列举若干理由证明自己鞭长莫及，比如不能跟踪人家、人手有限等等。现在，有了GPS辅助，如果还是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干部，恐怕难以交差。这实际上也是对监督部门工作是否到位的有效监督。第三，限制虽严，但未侵犯隐私。GPS跟踪的最大争议在于是否侵犯隐私。对此，重庆国生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玉盛的分析，给我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认为，政府采取GPS定位来管理党政干部，这种做法让他们的休息权和自由支配权等受到限制，“但还谈不上隐私权遭侵犯。”其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只要跟踪锁定的信息不用于商业行为，就不是侵犯隐私的问题。 …[详细] |
 发GPS手机监管官员行踪，意图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加强“8小时之外”监督，其延伸监督触角、加强监督力度的初衷值得肯定。但在具体操作中，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涉嫌变相福利。尽管是以监督官员的名义，但用纳税人的钱为干部的手机和话费埋单，仍难逃权力自肥之嫌。同时，实施效果欠佳。手机没电、进水坏掉、信号不好，成为官员有意无意抵制GPS定位的借口，这无疑使得监管效果大打折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将科技手段引入工作和管理中必须事先统筹考虑，否则很可能牵一发动全身，造成与法律、道德等领域的冲突，引发争议和质疑。再者，科技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先进的技术手段，都有“见招拆招”的破解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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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的技术监控并不足以解决监督的难题。GPS定位手机能够提供位置所在的，也仅仅是只“手机而已”，对于持有的干部而言，在正常的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未违规，而在非正常的位置也不一定意味着就违规，往往仅凭定位的信息会给甄别带来不小的难度。加之过多的制度设计本身也掉进了“钱穆陷阱”，能不能够严格执行也是一个难题。用GPS监控干部，与其说是让干部保持对制度的敬畏，不如说是产生对技术的恐惧。 …[详细] |
|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GPS手机监管官员此举，县委书记和县长是享有“豁免权”的，不在被跟踪之列。说到本质上，酉阳县这做法就是一两个官员凭一己好恶出台所谓的整顿吏治之法，想当然地视自己为正义的化身，置于无须监督的高地，同时又想当然地把之下的所有官员都视为贪官嫌疑，需要严厉的监视，搜罗其罪证，以便掌控，好让他们臣服于自己的管制——这不就是几千年来封建政治烂熟的那一套吗？唯一不同的是，“东厂”或“锦衣卫”换成了现代的GPS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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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期望的民主制度，是监督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不是干涉官员的私生活。政府官员作为公民的一部分，其隐私权应该得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官员某些生活与公众利益有关联，公众当然具有知情权，两者之间虽需要寻找平衡点，但并不矛盾。从现实的情形看，官员敢怒不敢言，甚至消极抵触，给人的印象，是民主的元素少了点，而专制的成分多了点。说得直白点，这披着“民主”外衣的强势监管，实际上是“人治”文化的变种而已。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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