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妈妈”：阳光下的隐形人 图

身着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正在紧张给“艾滋妈妈”有序地进行剖腹产手术。曾强 摄

一阵啼哭之后，护士把一位“艾滋妈妈”刚刚生产的新生婴儿抱出产房。曾强 摄

　　从艾滋病被发现至今已经整整30年。

　　30年的时间里，作为艾滋病三大主要传播途径之一，母婴传播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如今世界上每天有大约1500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部分是在母亲怀孕和分娩时被感染的新生儿。

　　30年的时间里，“艾滋妈妈”在人们异样的眼神中，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她们在恐惧中遭遇“封杀”，又在关切中悄然隐遁。如今，母婴阻断等医疗技术给“艾滋妈妈”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尽管如此，“艾滋妈妈”们依然如阳光下的隐形人，小心前行。

　　从1995年开始至今，已经有超过5000名HIV感染者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留下足迹，这所广东省唯一专门收治HIV感染者的医院，见证了众多艾滋病患者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挣扎的情景。

　　在这些HIV感染者中，有超过200位“艾滋妈妈”顺利在这里生产，在能够随访到的“艾滋妈妈”当中，婴儿无一例感染。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蔡卫平说，对“艾滋妈妈”的反对、质疑、接纳，一直伴随在艰难的探索过程中。现在的孕产环境和技术已日益成熟，但仍然需要社会给她们更多的空间和理解。

　　阵痛

　　相当长的时间内，“艾滋妈妈”一直面临着被流产的尴尬境地，对“艾滋妈妈”生小孩，大多数人态度明确：反对！

　　1998年夏，广州市妇婴医院妇产科主任禤庆山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合作，为一位艾滋病孕妇进行引产手术。

　　回想起当时，禤庆山至今依然觉得那是一次冒险的经历。那是他第一次碰到艾滋孕妇，他和同行都有点发怵。在市八医院的一间临时产房里，禤庆山戴上摩托车头盔，穿上雨衣和高筒雨靴，对这位叫阿玲（化名）的艾滋孕妇做了羊膜腔穿刺引产手术。

　　手术后，禤庆山像虚脱了一样，很累很累。阿玲在手术中无奈、伤心、遗憾的表情让禤庆山记忆深刻。他在想：一个“艾滋妈妈”，为什么不能拥有生育一个健康孩子的权利？

　　事实上，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艾滋妈妈”一直面临着被流产的尴尬境地。社会对于“艾滋妈妈”生小孩也呈现明确的态度，那就是反对。

　　“艾滋病孕妇生小孩？生出来的小孩不就有艾滋病了吗？绝对不能！”这是当时几乎所有人听到“艾滋妈妈”生产小孩的第一反应。

　　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艾滋病患者不能生育，但卫生部门一般都会干预此事，通过计生部门扣发准生证。即便是引产手术，大多数医院知道是艾滋病患者之后也会果断拒绝，不敢接产，艾滋孕妇长期处于一种只堵不疏的状态。

　　“艾滋妈妈”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做妈妈的权利，滋生的问题众多。

　　对于临产的“艾滋妈妈”，医院大多会动员其进行流产，不生产婴儿就不会感染，这也是杜绝母婴传播的一个有效却又无奈之举。

　　“艾滋妈妈”自然分娩的母婴传播概率在30%以上，而被感染的“艾滋儿童”，一般活不过10岁。每天，世界上有大约1500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部分是在母亲怀孕和分娩时被感染的新生儿。

　　“艾滋妈妈”生育在1999年前一直是一张空白的纸。蔡卫平称，当时由于研究和技术依旧处于初期探索阶段，“艾滋妈妈”生育问题的管理一直很混乱，医院也没有针对“艾滋妈妈”生育的措施和设备，同时缺少政策和社会的指导。在这张白纸背后，迫于社会的反对和歧视，绝大部分“艾滋妈妈”通常会选择流产。

　　但事实上，依然有部分“艾滋妈妈”铤而走险，选择向医院隐瞒感染HIV病毒的事实，冒险生育。禤庆山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对医务人员、对同病房的产妇、对新生儿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其实最怕的不是知道人家有艾滋病，而是不知道。”禤庆山说，如果社会不对这些HIV病毒携带者关心和接纳，她们只会隐瞒自己的病情，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这是当时经历的一段阵痛期。“我们怕她们，她们怕我们怕她们，只好隐瞒，这其实更可怕。”

　　直到1999年，随着早期母婴阻断技术在广东开始临床试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成功安全接产第一例“艾滋妈妈”，“艾滋妈妈”生育问题才迎来了发展的曙光。

　　曙光

　　在随后的几年中，“艾滋妈妈”生产领域进步缓慢，医院每年接收的“艾滋妈妈”也就那么几例，并且面临着诸多问题

　　在经历漫长的阵痛期之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最终还是跨出了为“艾滋妈妈”接生的第一步。

　　之后，“艾滋妈妈”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她们找到了愿意接纳她们的地方，伴随着质疑声和无法消失的歧视，她们依然在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隐身行走。

　　1999年临近国庆节，一个叫小玉（化名）的女人快分娩时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当时当地各家医院拒绝为她接生。无奈之下，小玉向广州市卫生局求助。

　　是选择为这位孕妇接生，还是劝她做引产手术，广州市卫生局、CDC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一度陷入两难境地。经过讨论，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最终接受这个手术，并且决定将母婴垂直传播阻断接生在小玉身上进行首次手术试验，主刀医生正是曾为阿玲做引产手术的禤庆山。

　　手术前还是引起了医院内不小的争论。担忧者称，给艾滋病感染者做手术，医护人员可能会接触到带有病毒的血和羊水，万一感染了谁负责？医院从来没有给艾滋孕妇成功接生的经验，失败了怎么办？而支持者则希望通过此次试验可以向“艾滋妈妈”生育领域迈进重要一步。

　　当时没有专业的防护服，直到登上手术台时，禤庆山依旧用以前为阿玲做引产手术的土办法：把摩托车头盔戴在头上，身上穿着雨衣，脚上穿着高筒靴，手上再戴上几层橡胶手套，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按照蔡卫平的说法，就像一个“超人”。

　　产房是临时搭建起来，条件极其简陋，通风条件差。手术中，禤庆山要求医护人员在递刀剪器械时不要直接递到手上，而是先放在手术台上，然后他再拿过去使用。平时那种只要医师喊一声“刀”，一把刀就拍到他手上的情景，在那次手术中被演化得相当繁琐。

　　禤庆山走出产房时，浑身不停地滴水，但他高兴地宣布：手术成功，婴儿产后健康。在此后的检测中，婴儿也没有被HIV感染。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第一例“艾滋妈妈”接生手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功完成的，虽然近乎是“逼上梁山”，但正是从这次手术开始，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在收治“艾滋妈妈”的过程中由被动走向主动。

　　但在随后的几年中，虽然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在“艾滋妈妈”生产领域开了先例，却进步缓慢。每年接收的“艾滋妈妈”也就那么几例，并且面临着诸多问题。

　　当时母婴阻断技术还不成熟，预防性用药时间大多偏后，艾滋孕妇都是在怀孕28周到32周才开始服药，甚至很多在临产前。而艾滋孕妇做预防性用药最佳时间是在怀孕三个月后，用药的不规范也会提高感染几率。

　　医院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没有产房，连接生的医生都是从广州市妇婴医院“借”过来的，医院没有专门的地方和专业人力去照顾新生婴儿，所有的新生婴儿和“艾滋妈妈”都是一次性服药，然后直接回家，治疗缺乏连续性，一旦产妇和婴儿出现问题，几乎没有保障措施。“好在那几年比较幸运，没有发生状况。”蔡卫平回忆说。

　　尽管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给“艾滋妈妈”带来了做妈妈的机会，但对于“艾滋妈妈”这个群体来说，带病生子这一广受质疑的问题，还是时刻考验着她们的生存伦理。这个时期，她们从以前的“直接放弃”变成“偷偷摸摸”，心里的那道鸿沟始终难以轻易跨越。

　　2007年9月，一位家住白云区的“艾滋妈妈”打电话给禤庆山称自己羊水破了，要提前生产。禤庆山严肃地告诉她要等救护车过来才能行动，因为孕妇的羊水携带极高量的病毒，一旦传染给别人后果不堪设想。但这位孕妇由于害怕第八人民医院的救护车让周围人看到，不听医院警告，冒然坐出租车只身来到医院，结果导致羊水都流到出租车座位上。

　　禤庆山事后称，遇到这种情况真的很无奈，病人害怕被人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携带者，害怕暴露自己身份，这个问题这几年一直困扰着“艾滋妈妈”，“她们其实一直活在阴暗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