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谈当年被撤职后生活：图书馆可助人疗伤治病

于幼军与黎元江合著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李昭淳 供图）

    3.每天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读书写作，元旦春节也不曾例外

    过了多日，我才了解到，旁边几位馆长的办公室均只有10平方米左右，给我使用的这一间光线最好。这原是一位副馆长的办公室，他临时腾出来让我用。

    细心的李昭淳担心我整天埋头读书太累、太闷，隔三差五的来与我聊会历史、宗教，送上帮我查找的图书资料，还嘱咐在我“书房”旁边的毛凌文副馆长和张喜年博士等人，协助我及时查找和复印资料，使我得以专心、顺利地读书和写作。

    我像往常上下班那样，每天上下午都准时来到这间“文德书房”读书、写作，元旦、春节、节假日也不例外。以至于李昭淳和我开玩笑：“你元旦、春节每天都来馆里‘值班’，我们应该给你发‘加班费’。”

    我笑答：“我也没有给你们交房租，扯平了。”

    这里十分安静，且没有人知道我在此读书。除黄崧华、刘斯奋、赵军、张文可数几位老领导、老朋友恰巧碰上了，与我促膝交谈一番，基本无人打扰。

    这段时间我的读书效率较高，两个多月时间，除读完十多本书，阅读、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还拟出了五六万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提纲。该书是《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三卷。

    二十多年前，我与年轻时的伙伴黎元江合著《社会主义四百年》时，就常常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查找和借阅图书资料。

    我至今还记得，在写作第二卷时，我曾委托李昭淳帮助查找苏联“肃反”、“大清洗”时基洛夫被刺这一关键事件的有关史料。他在本馆找不到，就专门致函联系请国内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帮忙查找。

    可以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写作《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让我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结了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