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崩溃论”：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

　　历经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现实国际体系的推动者和建设者，亦有意与西方发达国家达致良性互动，成为这些国家的伙伴而非对手。然而，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还是对中国采取了遏制策略。但在选择遏制中国的路径时，他们已不再更多采用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刚性遏制”政策。因为，对中国的“刚性遏制”，只能强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反西方倾向，无助于达到其 “教化”中国的目的。“刚性遏制”的低效，促使西方摒弃以往咄咄逼人的“攻势”战略，转而选择“柔性”策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关于中国的妖魔性话语，就是西方遏制中国策略之首选。而“中国崩溃论”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妖魔化中国的话语载体之一。

　　一、“中国崩溃论”：从学术话语到政治话语的转变

　　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两篇论文，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中国统计数据进行比对性分析，指出中国能源消耗增长与GDP增长等存在不合逻辑的负相关性，进而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性。这是从学术层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否定性论述。两篇论文的观点，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应该说只是学术研究领域的正常探讨，未有政治性因素的介入。

　　2001年7月，美籍华人章家敦出版英文专著《中国即将崩溃》，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虚假繁荣，不久将崩溃。章家敦曾在中国上海、香港生活，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感性认识，因此其观点获得美国部分政界人士及学者的认同。该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美国国会还就此专门召开听证会。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撰写的《中国梦》出版，预言中国即将出现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此论助推了“中国崩溃论”的政治性转向。

　　2002年初，西方一些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流媒体，如美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经济评论》和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开始大量报道托马斯·罗斯基的观点。至此，关于中国GDP数据真伪和中国发展趋势的纯学术研究，由于西方主流媒体介入，开始向政治领域转向、蔓延。在国际话语权被西方主流媒体主导的背景下，“中国崩溃论”杂糅了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恶意企图，成为他们妖魔化中国的标志性话语。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再度抛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共产党也将随之垮台。但是，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有效应对，成为国际经济摆脱低迷困境的“引擎”。

　　2013年至2014年，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有意识地降低了经济增速，将经济增速控制在合理可控区间。但是，这也使“中国崩溃论”再次回潮。美国学者沈大伟在2015年3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刊发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富人移民国外、压制异见政治人士、官员腐败、官员木讷和经济陷入系统性陷阱，将导致中国“崩溃”。前些年，沈大伟曾对中国发展持乐观肯定态度，多次应邀到中国访问，在中国思想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提出“中国崩溃论”，一反其此前对中国的认知和肯定，出乎国人意料，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较大反响。

　　“中国崩溃论”罔顾中国的发展实绩，向国际社会绘制了一幅中国行将“崩溃”的虚幻图景。而这种虚假“镜像”又以数据为支撑基点，以章家敦的华裔身份为亲历性佐证，以名家学者的学术之名，极具欺骗性。一是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弱化中国的国际吸引力，有可能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二是对西方国家政府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有可能形成对华不利的政策，进而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增加中国发展的国际成本。三是降低外商投资中国的意愿，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强的当下，外资的减少将阻滞中国的经济发展。四是误导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不利于中西方民众交往交流，增进互信和友谊。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切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