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纪念馆创始人：习仲勋等中央领导批示建馆

　　寻访29军将领证实日军挑起战争

　　新京报：除了建馆，开馆前在史料陈列方面都有哪些准备？

　　郭景兴：抗战初期我们只重视作战，留下记录很少。而日本右翼学者写了很多文章，颠倒是非说“七七事变”第一枪是中方先打的。我感到整理相关史实的任务刻不容缓。当时，“七七事变”已过去近50年，大部分参加者都去世了，必须抓紧时间访问尚在的几位关键人物。

　　我从1982年开始着手整理七七事变的史料。参加七七抗战的主力军是29军，我到河南省固始县访问了29军将领金振中；到南京访问了29军军训团的第三大队副队长朱军；到山西太原访问29军军训团大队长周树一；还有目击“七七事变”的老人、永定河管理处的老河工等。通过寻访，整理资料，还原了七七事变的真相。

　　新京报：你收集掌握了很多证据证明日军打了第一枪。

　　郭景兴：我找到多份日军战报，战报称他们的传令兵丢了，要进宛平城找传令兵，我们的驻军当然不让他们进城。于是日军朝宛平城开火，挑起了战争。还有，我寻访了29军的将领、士兵，他们都提到，七七事变当晚，29军曾检查过枪支，一颗子弹都没少。怎么可能是我们先打第一枪？

　　抗战将领后代捐献将军指挥刀

　　新京报：抗战纪念馆中的文物是如何搜集的？

　　郭景兴：1987年，抗战纪念馆建成以后，相关领导召集军事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的负责人，一起筹备抗战馆的文物陈列。军博、革博当时已收集了大量抗战文物，抗战纪念馆的文物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他们那里直接调集过来的。

　　此外，在抗战纪念馆修建和永定河宛平城修护的施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七七事变”时的文物，比如29军使用的大刀、钢盔，还有嵌着弹片的树干等。还有一部分文物来自抗战将领子女、后代的捐献。

　　新京报：捐献的都有哪些重点文物？

　　郭景兴：很多抗战将领的后代在天津，建馆初期，我们曾专程到天津去征集文物。抗战将领的子女听说建馆的消息，自发捐献手中的文物，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把宋哲元在喜峰口战役中使用的指挥刀等文物捐给了我们。抗战馆建成后，成立了文保部，文物征集就变成日常工作了。我们跟各地的档案馆、纪念馆都有密切联系，他们非常清楚当地抗战将领和家属情况。如果有家属捐献、或者发现了文物，我们都会及时跟进。民间如果有人发现抗战文物，我们会采取有报酬奖励的方式征集。

　　村山富市参观抗战馆后称很震撼

　　新京报：抗战馆建成后，接待过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访客？

　　郭景兴：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他在当年5月3日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后留言说：“正视历史，祈中日友好，永久和平”。我退休以后，1998年去日本时，曾再次跟村山富市见面，跟他交谈时，他又提到参观抗战纪念馆后很震撼，日本必须反省那段侵略历史。

　　新京报：你对抗战的记忆，跟你后来致力于抗战馆建设，是否有很大关系？

　　郭景兴：七七事变爆发时，我九岁，在天津宁河县。那时日军白天就守在宁河县城的城门处，看到日本兵要鞠躬，不鞠躬就被打、被杀。日军经常在我们村里“巡视”，1938年的一天，日军把村长叫过去，问村里谁家是八路军。见村长不说，日军用大棒打，拿火烧，最后村长被活活打死了。抗战期间，我目睹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做的事情都跟那些经历有关。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七七事变”的意义？

　　郭景兴：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被低估了。历史需要保护和珍视的，全面抗战的这段历史，日本可能会忘，但我们自己不能忘。对抗战的纪念，是为了战争不要再次重演。我现在已经88岁了，可以说，我还原历史、纪念抗战的心愿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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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纪念馆

　　1987年7月6日七七事变爆发50周年前夕，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落成。由邓小平题写馆名。纪念馆占地2.6万平方米，正面外形仿古典牌楼形式，深灰色筒瓦顶，以与宛平古城风貌相和谐。

　　整个纪念馆由正中的序厅、两翼对称的展厅和后半部的半景画馆组成。序厅的正面是一座长18米、高5米的大型浮雕。大厅顶部由15个方形藻井组成，悬挂8面古钟，左右两面墙上镶有《义勇军进行曲》和《八路军进行曲》的曲谱，序厅两翼的展厅里陈列着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这一历史时期的抗战文物及图片资料。

　　新京报记者 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