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上的“勇者”之舞

　　中国第一台“细胞刀”手术20年之际的寻访

▲李勇杰教授为患者做立体定向手术。　受访者供图

　　一手开创中国功能神经外科学、国内“细胞刀第一人”……在中国功能神经外科领域,李勇杰是一个“神话”。在层层耀眼的光环之下,本质上,他永远是一位不断探索新领域的科学家型医生、一位挡在通往死神和疾病之路上的医者。

　　李勇杰是79级大学生——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大学生。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出国留学潮,他负笈西游学得“一手”真功夫；虽然拿到绿卡,却毅然放弃选择回国,短短20年间开创并引领一个学科跻身国际“第一方阵”……

　　正值改革开放40年之际,李勇杰主编的150万字的《功能神经外科学》一书出版。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

　　翻开《功能神经外科学》,走进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暨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走近李勇杰团队,了解功能神经外科的发展,仿佛看到一幕幕刀尖上的“勇者”之舞,精彩舞技里是永不停歇的脚步……

　　湖北罗田人郑心意的命运,在“而立”之年被彻底改变了。

　　他扭曲如麻花一样的身体终于不再痉挛、抖动,不受控制的嘴唇、舌头也终于能稳稳地吐出一声“谢谢”。

　　在郑心意命运的“分岔口”,他的主治医生、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李勇杰微笑地站在那里——正是他和他的团队通过手术,实现了“中国阿甘”曾破碎一地的梦想。

　　7月12日,是中国第一台“细胞刀”手术20年纪念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连续10年成为全球脑起搏器植入量第一的机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暨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一探究竟。

　　1979年考入北大,1994年留学,20年前回国创办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几年前开始探索社会办医、建立门诊部,帮助更多的人看上病、看好病……近40年的时光年轮里,李勇杰的命运和一个学科、一个时代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睁眼看世界:

　　从“细胞刀第一人”到“一粒种子”

　　人类大脑,堪称世界上最神奇最复杂的物质之一。而要在大脑上动“刀”,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真功夫”。

　　李勇杰治愈郑心意的那台手术,名为“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简单地说,就是在人脑的深处放入电极。其科学原理是:人类肌体的运动障碍是因为一些脑细胞发生了病变,通过对病变细胞加以电刺激,能控制和调节它们发病的症状。

　　这样的手术听似简单,其实人类直到19世纪末才认识到人脑与意识、行为的关系。而利用外科手术精准地治疗大脑组织,则要追溯到1947年立体定向技术的出现——当时,这一技术针对的病症正是被称为“不死癌症”的帕金森病。

　　最初病人的手脚表现出节律性震颤,行动迟缓,系鞋带、纽扣,穿脱鞋袜困难,患病后5至15年渐渐丧失活动能力……帕金森病是一种缓慢进展的疾病,主要发生于中老年时期。拳王阿里、数学家陈景润等都不幸罹患这种疾病。

　　1994年,刚刚出国攻读博士后的李勇杰第一次接触到当时最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这是一种通过毁损脑内“震颤细胞”从而停止病人肌体震颤的技术,被形象地称为“细胞刀”。

　　作为一种神经调控手术,它采用立体定向的方法进行精确定位,在人脑内植入刺激电极,通过体外遥控装置调控脑内电极的刺激参数,以控制和改善患者的疾病症状,是人类实现“脑-机对话”梦想最成功的案例。

　　“这种脑深部刺激器,又称脑起搏器,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医学界治疗功能性脑病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其中以帕金森病患者的治疗最为成熟和常见。”时至今日,李勇杰仍记得那一刻的震撼。

　　手术室里接受治疗的病人,经过颅内准确定位后,一个很细的电极深入她的大脑,找到病变的异常细胞,然后通过射频加热的办法将其“破坏”。几秒钟之内,病人右手剧烈的震颤消失了,她的泪水涌出眼眶:“哦,天哪,它(抖动)停了,10年了……”

　　“整个世界好像寂静下来,我只能听见内心深处的声音:一定要掌握这项技术!”57岁的李勇杰,永远不会忘记决定自己未来学术方向乃至人生命运的那一刻。

　　当时,这一先进的手术技术在国内还是一项空白,医生们还把帕金森病叫做“震颤麻痹”。早已是国内医学博士、行医数年的李勇杰很清楚,中国患有像帕金森病这样的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的患者多达数千万人,急需高水平的脑外科手术介入治疗。

　　博士后毕业后,李勇杰毫不犹豫地加入当时世界上久负盛名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仅用两年时间就掌握了“细胞刀”的全部技术。

　　“中国有那么多病人,我要回国,把学到的技术带回来!”李勇杰内心的声音再次响起。舒适的生活、整洁的环境、美国的绿卡……什么也不能阻止他回国的脚步。

　　“我走得义无返顾。”李勇杰坚定地说。

　　1998年7月12日,中国第一台“细胞刀”手术在宣武医院开始了。学成归国的李勇杰是主刀大夫,也是麻醉师、影像师、护士……因为谁也不知道这台“高精尖”的手术是怎么做的,他需要亲自把控每一道环节。

　　打头架、带病人去核磁室做脑扫描、手术靶点定位、靶点位置计算、开颅、钻孔、将极细的穿刺针穿入抵达靶点位置、沿针道插入一根微电极……不知不觉,8个小时过去了,沉浸其中的李勇杰丝毫不觉,围观的医生、护士看到:电极定位的误差不超过1毫米,病人颤抖的手在术中渐渐停了下来。

　　“人的大脑是个黑盒子,立体定向技术有点像GPS,必须准确到毫米。”李勇杰说。

　　《功能神经外科通讯》是研究所办的同行交流的刊物,2012年4月出版的总第10期封面是一幅瑞士民族英雄威廉·退尔在殖民者压迫下,对准不远处儿子头顶上的苹果拉弓射箭的画面。

　　“穿越遥远的时空,我们在捕捉画面中威廉姆的呼吸,切诊他的脉搏,心有戚戚,惺惺相惜,对那情那景感同身受。”李勇杰在杂志扉页撰文《勇气与担当铸就荣耀》一文中表示,“因为,我们的职业是治病救人的医生,疾病是‘魔’,医生是张弓搭箭者。面对患者求助甚至绝望的眼神,面对疾病疑难和复杂性的挑战,面对治疗工作带来的医学风险和社会学风险,我们每天都接受着考验和挑战。这不仅需要我们对自身知识与技能的信心,还挑战我们的勇气和担当。”

　　神经外科手术,特别是立体定向手术,恰似弯弓射苹果。

　　“这要求高度的精准,不允许有丝毫差错,才能保证患者于无恙,且‘射’疾患于无影无形。”李勇杰说。

　　“感觉太神奇了。”目睹手术全程的医生鲁晓利记得,手术成功后,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到1998年年底,李勇杰团队每月已能做几十台“细胞刀”手术,一套科学的手术标准流程随之建立,手术时间也随之缩短到平均两个小时。

　　“我只是一粒种子,把这项技术带回国,到处开花结果。”被誉为“细胞刀第一人”的李勇杰谦虚地说,如果说自己有何贡献,那就是让立体定向技术在中国发展得更为精细,更有安全保障。

　　帕金森病,是运动障碍病最为常见的一种。流行病学统计显示中国有200万患者,占全球总患病人数的40%。由于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帕金森病的发病率还在增加,已成为中老年人神经系统的常见病之一。

　　1817年,英国医生帕金森在《震颤麻痹论》一书中确认了帕金森病,此后国际医学界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种疾病。

　　“今年是帕金森病被确认的201年。”李勇杰说,“我出国之前,国外用帕金森病这个称呼已经100多年了,这个病在国内还叫‘震颤麻痹’。现在国内也都叫帕金森病了,这就是大家睁眼看世界的结果。”

　　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的开创和探索,使无数患者看到了希望。

　　截至2018年7月12日,20年的时间里,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共为6690例运动障碍病患者实施了立体定向手术治疗,涉及13类功能神经外科疾病:帕金森病占3/4以上,其次是原发性震颤(10.87%)、肌张力障碍(7.17%),其他的运动障碍病仅占5.74%——包括脑瘫、抽动症、帕金森叠加综合征、不随意运动、舞蹈病等。

　　“回国刚开始三五年,我们是孤独地战斗。最近五六年,各地医院、大学都迫不及待要发展功能神经外科了。”李勇杰说。

　　勇者无敌:

　　20年让功能神经外科学“花开”中国

　　以20年前的第一台“细胞刀”手术为起点,中国已建立起一个以运动障碍、癫痫外科和疼痛为核心,发散到神经脊柱、面肌痉挛以及精神外科等多层次、全方位的功能神经外科的学科构架。

　　李勇杰“一个人的战场”也变成了“团体赛”。

　　当年,宣武医院因他的归来而设立了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它是中国第一家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临床治疗和科研机构。自2009年起,这里已成全球最大的“脑深部电刺激治疗中心”,脑起搏器植入量连续10年全球第一。

　　“这是一个团体赛的成绩,但脑刺激器的高科技来自大洋彼岸,植入量再大也只是跟跑,而不是领跑。”李勇杰很清醒,“不做昙花一现,而要长足稳定的发展,这才是我回国创业的真正使命所在。”

　　面对庞大的医疗需求和彼时一片空白的中国功能神经外科领域,这位外表儒雅、讲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医生显示出人如其名的“勇”字,一肩挑起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两副重担。

　　很难想象,2010年李勇杰治愈郑心意的“扭转痉挛型脑瘫”时,脑电极植入手术在国际上也尚处在各项早期临床探索中。这意味着,他所做的前沿探索不可避免会有失败的风险。

　　李勇杰坦承,自己固然“爱惜羽毛”,但要做一个好的脑外科医生,“短期看智力,中期看能力,长期看担当”。为此,他立下一条做手术的规矩:“最难、最新、最有风险的手术,我来做!”

　　一次,李勇杰遇到了一位病情特别复杂的癫痫患者小意。她在外地手术失败后,被一位医学前辈介绍过来就医。但经过一次无可挑剔的开颅手术后,她的病情居然又复发了。这意味着,之前对病灶的判断很可能是错的。

　　等李勇杰被同事喊到病房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幕情形:患者母亲坐在窗台上,万念俱灰。基于细致的观察后,李勇杰果断第二次开颅检查,确认真正的病灶竟在脑的顶叶区,距离大脑运动皮层不到2厘米。

　　第三次开颅手术做不做?谁来做?李勇杰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手术台前,他小心翼翼切除了指甲盖那么大的病灶细胞,避开了凶险的运动皮层伤害。

　　“病人才16岁,如果因为手术而瘫了,年轻医生很可能无法承担这种巨大的心理负担,那就我来吧。”他微笑着回忆,仿佛那些惊心动魄的“生死时刻”一如平常。

　　一直追随他的鲁晓利医生评价他“不怒自威”——“当他在的时候,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依靠他,这就是李教授的人格魅力”。

　　他待人以诚。

　　“要么不看,只要我接了,就一定要对病人负责到底。”李勇杰说,“一定是敢于担当的人进步快,一定是怕出事的人进步慢,最后比的是担当。”

　　“李老师常对我们说,成为一名好医生,做人是第一位的。能够医治的疾病,治疗要认真精准,疑难病例要讨论出最佳的治疗方案,暂时没有方法治疗的疾病,要让患者和家属正确认识,积极面对疾病。‘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李勇杰的学生周长帅曾在一篇名为《大医生的小故事》文章中,引用这句话描述自己的导师。

　　诊治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10多万人、手术治疗1万多例……20年如白驹过隙,李勇杰实现了自己归国的抱负:面向全国医院的16期“宣武讲习班”,培养出一支高水平的功能神经外科“国家队”,培训了全国上千名医生；“细胞刀”、脑深部电刺激、内镜手术等前沿技术一一引入中国,可诊疗的病种已拓展到30多种。

　　“我本身就是强迫症、完美主义者。”李勇杰说,“科研是一种精神、态度和方法,要把科研当工作,把工作当科研,就是要弄明白、搞清楚,把科研精神贯穿工作之中,不断扩大技术的适应范围。”

　　有人问李勇杰:“你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哈哈大笑:“我有那么多新技术、新领域要去学,哪有时间想这些?”

　　帕金森病、原发性障碍、肌张力障碍、抽动症、不随意运动、脑瘫、肌强直等运动障碍病,多种癫痫类疾病,中枢性疼痛、周围神经损伤性疼痛、癌痛、内脏痛、软组织疼痛、腰腿痛、颈肩痛等慢性疼痛,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间盘突出症等神经脊柱类疾病……《功能神经外科学》记载的30多种疾病,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的专家们都治过或做过手术。

　　“在功能神经外科领域,治疗病种像我们这么全的平台,全世界都找不到。”李勇杰语气和缓,却透着自信和骄傲,“20年,我搭起来一个学科发展的平台,带出了一支队伍。就算我退休了,这个学科也会继续发展下去。”

　　功能神经研究所会议室里,墙上有序悬挂着一幅幅相框,而且一个比一个长——因为这是研究所一年一度的大合影。

　　“在李所长带领下,我们的合影坚持了20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队伍越来越大,所以合影照片越来越长。”鲁晓利说。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李勇杰感慨万千:“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知识、科学、技术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从一个懵懂少年到医学专家、学科带头人,从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到理想的落地和生根开花结果,我的成长、收获,都拜时代所赐。”

　　“从痴人说梦到梦想成真,我多像那个奔跑在美丽海滩上的孩子,在被浪花簇拥到沙滩上的海货中,我欣喜地捡到了几枚色彩缤纷的贝壳……而环顾四周,这样的孩子还真多!”

　　10年前,李勇杰有感而发写下的这段话,今天看来,意味深长。

　　永远在路上:

　　“不安分”的科学家

　　20年磨一剑。

　　李勇杰率领的100多人的团队,已成为功能神经外科领域全世界都响当当的“中国队”,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早在1999年就被国际机构授予“卓越成就临床中心”称号,成为亚洲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临床机构。

　　他还有什么追求?

　　“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天生就喜欢做点新的、不一样的事情。”他脸上露出几分孩童般的神气,“我希望被大家认可为一名科学家型的医生。”

　　事实上,当科学家是李勇杰从小的梦想,学医倒是偶然。

　　20世纪60年代,他出生在山西省大同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在那个“运动接运动”的特殊岁月,由于家庭出身“富农”,童年的李勇杰是一个“沉默、胆怯”的小孩,“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成和孤独”。

　　但在他看似“少年老成”的外表之下,藏着一个有趣、充满好奇心的灵魂。他从小热爱自然科学,6岁时突发奇想,要用水流和水车制作“永动机”；唐山大地震后,他用漆包线吊着小锤,穿过圆环,只要一摇晃便会触发电铃响声大作,他对这个自制的“地震仪”十分得意；15岁时,爬上屋顶装天线,自制的“矿石收音机”居然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进入重教育、重知识的“科学的春天”。

　　“恢复高考,使得社会阶层重新恢复了流动的生机。”1979年,已获山西省物理竞赛一等奖的李勇杰放弃免试上本省大学的机会,选择参加高考,并且考进全省前20名,母亲那句“咱家能出一个医生就好了,你就学医吧”,让孝顺的他从此和医学相伴至今。

　　1991年,从山西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已在《脑研究》杂志发表两篇英文论文的李勇杰,看到了国内外尖端技术水平的巨大差距。强烈的求知欲让他“孤注一掷”,不惜卖掉了刚分配的住房,出国留学。

　　“我的成长、收获都拜时代所赐,如果没有赶上改革开放40年的黄金时期,我可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说,“因此我坚信,我这颗种子只有落在祖国的土地上,才是归宿,才能得到最蓬勃的生长。”

　　“改革所开启的机遇之门越来越大,个人得以主宰自己命运的几率也越来越高。”选择归国的李勇杰,确实获得了“最蓬勃的生长”——在他带领下,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不断追踪世界领域在功能性脑病方面的最新动态,改良技术方法,提升治疗水平,拓展治疗范畴。

　　1999年3月,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应用丘脑底核毁损技术治疗帕金森病获得成功,同年又开展脑深部电刺激技术(脑起搏器治疗术)治疗帕金森病。

　　1999年5月,首例治疗全身性扭转痉挛的手术获得了成功。

　　1999年下半年,首例治疗痉挛性斜颈、舞蹈症以及抽动秽语综合症等疾病的手术相继获得了成功。

　　进入新世纪,在创造性地把手术的治疗范围拓展到其他运动障碍性疾病之后,他的团队又开始关注手术治疗癫痫和疼痛领域的工作……

　　“勇杰这一团队始终领跑着中国功能神经外科向前发展,从治疗帕金森到癫痫,再到疼痛……”山西医科大学刘玉玺教授说。

　　过去3年,北京功能神外研究所年平均手术量在1600台以上,一支各有所长、朝气蓬勃的队伍也成长起来——

　　张国君和遇涛专注顽固性癫痫的致痫灶定位和显微手术治疗；胡永生专长于慢性疼痛的手术治疗和神经调控；朱宏伟擅长神经脊柱和颅神经病；李建宇有20年的运动障碍病手术治疗经验……

　　2017年9月,功能神经外科华夏会议在京召开,20余位世界顶尖学者以及国内百余位知名专家如约而至。

　　李勇杰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研究所过去20年完成的世界最大宗运动障碍病手术病例总结:共完成手术治疗6467例,此外还发现男性患帕金森病的风险是女性的1.46倍,整体运动障碍病是1.45倍；发病年龄上,半数的帕金森病患者在53岁前发病,半数患者在61岁之前接受手术治疗。

　　李勇杰回国头10年,致力于把帕金森和癫痫的诊疗提高到国际水平,然后他又转而关注慢性疼痛的治疗。

　　“疼痛里最多见、危害最大的是椎间盘突出,我现在的聚焦点是如何做得更细致、更微创,与国际理念和模式接轨。”他说。

　　探索,一直在路上——

　　“科学,解决‘天’的问题；技术,解决‘地’的问题。我仍然看好外科手段对重度抑郁症等情感障碍的治疗前景,希望找到那把钥匙,打开天地连接之门。”他说。

　　李勇杰是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多次为医疗体制改革鼓与呼,他也身体力行:2014年,推动社会资本创办北京西典门诊部,让先进国家专科专病医疗模式落地生根,探索分级诊疗的新路径。

　　“医改已进入深水区,不仅需要张弓搭箭者的技能‘底气’,需要医改相关者的责任感,更需要改革者的勇气和担当。医疗体制改革有风险,医疗体制不改革更有风险。带着责任、勇气和担当上路,因为我们相信,历经曲折甚至凶险,我们终将收获荣耀。”李勇杰的话,说出了西典门诊参与者的共同心声。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和发展期许……于我而言,功能神经外科领域20多年的学习、研究、实践和教书育人的经历,对其热望更甚。”2018年,李勇杰带领团队将毕生所学和实践汇编成一本150万字的皇皇巨著《功能神经外科学》,“编著团队秉持纵向的历史梳理和横向的全球视野并重,理论阐释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希望借此脉络织就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全幅画卷,希望其成为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经典之作”。

　　“患有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的患者占总人口的10%以上,需要介入性治疗者达数千万,而能够通过外科手术获益的对象保守估计也有500万之多,这个数字大约是脑肿瘤患者的10倍。如此巨大的医疗服务需求不容忽视,历史性的学科发展机遇更不容错过。”他在前言中呼吁。

　　2017年10月,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朱宏伟、张佳星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国际神经外科界学术会议,发现这个大会“无论讲座内容还是前沿领域展示,功能和神经脊柱占比将近一半,大家都在立体定向、导航、人工智能等方面下功夫……”

　　“这个大会真正展示了神经外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从中能看到我们的不足,也看到我们的地位。值得自豪的是,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的许多工作走在世界前沿,相信在新的领域我们也会紧跟国际步伐,在神经脊柱专业做出自己的特色。”张佳星说。

　　面对成绩,李勇杰异常清醒。

　　“我们让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结出果实,在临床上甚至和国际同行并跑了。这里面当然有创新,但是脑深部电刺激技术是国外发明的,我们现在还缺少真正的原创性的发明创造。我们需要开创新领域、发明新设备,从创意、研发、市场开拓到资源整合方面入手,建立完整的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的链条。”李勇杰说,“从量变到质变,这种可能性现在大大增加了。”

　　李勇杰透露,他的团队正在酝酿进行无创手术,“这是外科手术和治疗的下一步,将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点,我看好它。”

　　《功能神经外科学》付梓之际,正是阿尔法围棋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高手的时候。

　　“大脑有600亿到700亿个脑细胞,如果把它们看成一个个星球,那么大脑就如同宇宙般无穷。”看好脑机接口的李勇杰兴奋地说,如果我们能与工程师联手,可能会连接人类想象力与行动力,“那将开辟功能神经外科全新的世界”。 （记者李斌、侠克、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