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在精神病院》时，我曾长期深入精神病院中体验生活，如果说一开始，没有一点点顾虑和担心，那肯定是假话。因为它毕竟和我先前的写作题材是不一样的。但我想，每一种新的写作都是一场冒险，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一场“战争”。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不断越过壕沟与边界，不断地去开拓自己的疆域。所以，我对写作过程中可能会承受的压力和受到的伤害，没有考虑太多。
创作这部作品，我的视角更偏重于现实生活，不是从病理机制去研究它，而是把它放在现实生活当中，把它作为“人”的主体放在里面。通过观察他们的精神活动、他们的日常生活，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生存现状，从而去试图梳理或者是碰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矛盾和症结。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很多作品都是在揭示精神疾病的隐喻。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叫作《我只是来打个电话》，写了原始主义倾向、宗教意义，以及由精神疾病引发的反思。而我的《在精神病院》最终想达到的，也和他有相同之处。我认为每个人都会面临自己的生活困境，不仅仅是精神病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如何面对它、战胜它。

《重症监护室》是我的第一部长篇非虚构类纪实作品。我是出于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开始投身于这类创作中的。人们对重症监护这个词语，更多的是从病理上、生理上的了解。我在重症监护室生活过一年，如果把重症监护室比作长长的隧道，穿过这条隧道之后，我才能够发现重症这个词除了有病理上的意义外，还有其他的含义，比如人类学上、社会学上的意义，它应该涉及到社会的公平、人类大同这样的一些话语在里面。
创作《重症监护室》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让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立足于我们的生存现场。比如说我的生存现场就是医院。因为我是在医院的一所学校上班，我每天都要经过我们的医院。一个写作者只有立足于他的生活现场，在这个现场中获得的欢乐和痛苦才最扎扎实实、最有血有肉。一个作家，真的要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万世万物、山川大地，和身边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发生“骨肉相连”的牵扯，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样你写出来的东西才可能是最有生命力的。

我觉得非虚构类文学作品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表达，应该带有生活的体温。我对我自身的要求是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忠诚于真实、忠诚于生活、忠诚于我自己内心情感的波澜起伏，比如当下我们社会的生活形态在不断发生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个非虚构类作家就要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未来，用医学上的术语说就是你要为这个时代测一侧脉搏、量一量体温。
我今后还会去关注一些特殊人群，还会写他们在生存当中遇到的困境和挣扎，会写他们心灵的蜕变和成长，会写出他们以最大的韧性寻求到的光亮、获得的希望。

在创作《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之前，我曾出版过散文集《执手何须倾城》、《沽酒与何人》。比较起来，两部散文集的写作路径和视野相对要窄一些。创作非虚构类文学作品时，我更有一种自觉性和使命感，把我自己归为生活和作品的一部分。我在情感融入、思考方式、表达形式上也就有更多的尝试。
这种写作心态的变化，应该说还是来自于对写作这件事情本身的思考。因为你不断往下面写的时候，就会想我写作最终的意义在哪里、写作的目的在哪里。我知道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写作就是不断突破自我、不断进行自我突围，如果不写作我可能就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但是通过写作，我的世界、生活会更加辽阔和丰富。
我希望以“行动者”的姿态走入“真实”的时候，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文学的使命。文学应该回到对我们自身、对生命、对这个时代的真相、对个体生存的困境以及每个人生活价值的追问，把真实的生活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