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十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落幕，本次主题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重点关注科技进步中的商业模式与政策创新，旨在引导全球增长模式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转变。飞利浦作为大会合作伙伴全程参与。

    作为全球领先的健康科技公司，飞利浦如何理解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将会给中国的医疗现状带来哪些改变？怀着这些问题，新华网日前采访了飞利浦全球首席创新与战略官 Jereon Tas和飞利浦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何国伟。

飞利浦全球首席创新与战略官 Jereon Tas

     创新是企业的DNA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也有助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围绕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及罕见病等健康问题和健康产业发展需求，加强医学科学前沿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移转化、医药产品开发和适宜技术推广。

    “创新是飞利浦的DNA，健康科技是飞利浦目前的战略重点。”Jereon Tas表示，飞利浦具有深刻的消费者洞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能更好地把握个人健康与专业医疗融合所带来的巨大机遇。据介绍，飞利浦在消费市场拥有强大的消费者基础，每年售出约2.5亿个人健康产品；在患者监护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15年，全球有2.75亿人使用飞利浦患者监护仪；此外，飞利浦在医疗影像领域也拥有强大实力。Jereon Tas指出，飞利浦在聚焦健康科技领域后，将结合这些优势，打造覆盖“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和家庭护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实现“端到端”的全程关护能力。

    在开发整体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打造飞利浦数字健康平台（HealthSuite）是关键要素之一。“随着可穿戴设备和联网的移动设备的发展，人与设备、设备与设备的互联，使我们能获得更多持续的健康数据，这些数据将通过‘飞利浦数字健康平台’进行结构化整合。”Jereon Tas指出，数字健康平台将连接健康关护全程的各个环节，不仅负责信息收集、集成，人工智能运算模型还能分析海量数据，相关结果将为疾病预防、患者护理和资源优化带来巨大价值。

飞利浦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何国伟

    未来飞利浦的大部分产品将基于人工智能

    在第十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人工智能等科技议题备受关注，期间普华永道发布的《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报告中称，医疗保健将是人工智能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写入“人工智能”一词，提出要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飞利浦正在转型成为一家致力于在健康关护全程提供解决方案的健康科技公司。在这个解决方案里，人工智能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会成为飞利浦公司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Jereon Tas介绍，目前，在飞利浦全球有60%的研发人员专注于软件开发，其中大部分研究员同时从事人工智能研究。他表示，按照预期，未来飞利浦大部分产品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医疗健康领域，将帮助解决哪些问题？Jereon Tas认为，人工智能的价值在于不但能够识别大量的非结构化的医疗数据，更可以提供数据洞察。“可穿戴设备和联网的移动设备为实现持续的健康管理，提供了‘物’与‘数据’。然而数据本身，并不是价值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利用临床专业知识和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开发各种人工智能化的算法，对这些数据加以专业的分析和应用，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决策支持，帮助医护人员更好地对病情做出判断，为精准诊断、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从而改善治疗效果，使患者获得个性化的、循证的健康医疗关护服务，并为家庭护理提供支持。”

    何国伟介绍，飞利浦目前与医院、学会等专业机构开展合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专业的临床数据库，辅助医生临床决策、开展临床研究等。例如，与中国心血管病学会合作开发心血管临床数据库（CDR）；与长海医院合作开发急性卒中专病数据库等，并将进一步运用云平台技术，逐步将其建设成为单中心乃至多中心云平台急性卒中专病数据平台。“未来如果能在全国层面将这些数据库进行对接，将健康数据、影像、治疗、监护等各种数据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大数据将发挥出更大的力量。”何国伟表示。

媒体采访现场技术创新助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根据飞利浦“中国健康观”调查，中国富有经验的专业医护人员的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平均每一万人口只拥有31.5位医护人员；手术护理对患者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导致贫困的比例达52.7%。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健康医疗系统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看病难、看病贵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虽然，近年来我国医疗服务的整体水平已有很大提高，但心脑血管、肿瘤等慢性病高发，老龄化加剧所带来的健康负担不容忽视，分级诊疗体系有待完善。对此，飞利浦提出，运用创新的数字化技术参与慢性病防治和分级诊疗建设。

    “在中国积极推进分级诊疗的大背景下，飞利浦正在全面布局，为分级诊疗体系下的医疗系统提供从产品、软件到以专病为基础的整体解决方案。”何国伟表示，这既包括以影像设备为核心的精准诊疗解决方案，也包括针对三甲、二级及县域医院的重点疾病（如心脑血管、肿瘤等）专病解决方案。此外，在互联技术的支持下，飞利浦正在开发基于云平台的解决方案，如：通过建立区域影像中心和专病临床数据库，实现患者信息共享、远程会诊和手术指导、诊断决策支持等，有助于实现资源共享和诊疗均质化，提高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效率。

    “面对医疗系统日益加剧的负担，加快医疗系统向‘价值型’模式转型势在必行。”Jereon Tas表示，所谓“价值型”医疗，是指以更低的成本为患者提供更好的诊疗效果，在这种医疗模式中，患者将成为中心。而随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以及便携式的健康医疗设备和各种应用程序的不断涌现，更多患者已经逐渐掌握了自我健康管理的主动权，能够在院内外的任何时间和地点及时了解自己的体征数据，与专业健康医护人员进行交流、获得专业的健康指导和咨询，实现健康医疗关护各个场景的连接。

    “‘价值型’医疗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是要通过个性化的精准诊断和治疗，提升院内诊断和治疗的效果；二是要体现主动和预防的特点，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Jereon Tas总结道，医疗健康护理不仅在场所上从医院延伸到院外，也应贯穿每个人的整个健康关护全程。

飞利浦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何国伟

    第四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带来了变革，也带来了机遇。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得以利用更好的技术来应对21世纪的新型挑战，令世界更健康、更可持续地的发展。2017年，大连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第四工业革命与全面增长”，旨在探讨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球社会和经济的均衡发展。对健康医疗行业而言，普惠关护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中国面临的挑战

    飞利浦刚刚发布了“2017未来健康指数”。这一指数的编制参考了来自全球19个国家3.3万名参与者所提供的数据，以及知名学术与非盈利性组织所提供的咨询建议，旨在研究当今世界健康医疗体系中尚未被满足的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中国市场的调查结果——“中国健康观”与全球结果基本一致，但也有一些地方特别值得关注，例如：在19个国家中，中国富有经验的专业医护人员的密度最低，平均每一万人口只拥有31.5位医护人员；手术护理对患者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导致贫困的比例达52.7%，而19个国家的平均值仅为11.2%。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健康医疗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由此可见，近几十年来，中国医疗服务体系背负的压力已到达其能承受的极限。由于不重视疾病预防和早期诊断，且缺少专业医护人员，这一局面一直得不到改善。这导致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患者看个病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改革不再适应实际需求的医疗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中国政府为此设定了明确而宏大的目标：解决中国13亿人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应对办法

    首先，中国政府的总体理念是从以“疾病”为中心，向注重健康生活方式和疾病预防为中心的“大健康”转型，目标是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医疗服务，重点关注健康管理和慢性疾病管理。“中国健康观”的调查结果也体现了公众与专业医护人员对这一转型方向的认同。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和医护人员均认识到了疾病预防在医疗服务中的重要性。62%中国民众认为医护人员应将时间和资源更多地投入到预防性保健服务中； 69%的医护人员认同此观点，并表示这符合国家的整体愿景。

    改革的另一个重点通过推行分级诊疗制度，解决当前国家多级医疗服务体系分散化运作的问题，优化资源分配和利用。在分级诊疗制度中，不同程度、阶段的疾病应选择不同级别医院就医或获取医疗关护服务，以分流三甲医院的患者，减少病人等待时间。但最重要的是，各级医院都应该通过互联，实现资源、数据、资料等共享，提高效率并节约开支。

    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这促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使用技术来为当前超负荷运转的医疗服务体系减压。这一举措中的重要环节是鼓励使用大数据来推动精确诊疗和个性化医疗服务。中国拥有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18.47%）。庞大的患者基数、丰富的病例，使得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丰富医疗大数据。然而，由于中国医疗系统的各自为政，以及数据录入的不规范，可以被用于临床研究和未来疾病发展趋势预测的数据寥寥无几。这种局面严重阻碍了健康医疗行业的临床科研和技术创新，使得重点疾病的诊疗和管理水平得不到有效提升。

    举例来说，脑卒中（俗称“中风”）目前是中国致死率和致残率最高的疾病。每年大约有200万新增患者，年增长率高达8.7%。卒中突发时如果不能获得及时救治，将直接导致将直接导致患者死亡、残疾以及复发等后果，为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目前，在中国脑卒中发病后的救治做得还很不到位。卒中的救治对时间要求极高，只有在发病4.5-6个小时内实施静脉溶栓才能把握治愈机会，这一治疗方法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列入卒中治疗指南，然而溶栓率在中国依然很低。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一技术不成熟，而是在快速救治环节。 那么如何缩短急性卒中的救治时间呢？

    卒中患者到达医院急诊室后，从检查到手术，需要经过放射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这是一个多学科协同作战的疾病。因此提高卒中的诊疗效果，需要医院统一协调。所以国家提出建设卒中中心，核心是两条：多学科协作和卒中网络建设。其中构建标准化的卒中中心数据库成为重要抓手，继续推进区域化卒中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工作。

    然而，中国虽然拥有大量的卒中患者，但绝大多数的患者信息处于非结构化状态。脑卒中相关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的科室和系统中，就像一座座信息孤岛，难以满足临床研究的需求，导致以循证为基础的脑卒中临床研究的开展十分困难。人工智能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产物，不但能够对大量的数据进行结构化，更可以提供数据洞察。上述痛点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出大幅改善的领域之一。目前，作为国家卫计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治示范基地的上海长海医院正在与飞利浦合作，共同开发急性脑卒中专病数据库。

    除了卒中外，中国正在集中精力加快建设涵盖一系列疾病领域标准临床数据库，其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人口健康信息建设将实现互联互通人口健康信息化网络体系，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基本覆盖全国人口信息动态更新。

    中国政府还鼓励可穿戴设备等智能设备在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领域的发展和应用，连接家庭和医院，时刻监护患者的健康状况，实现健康信息不间断地传输和收集，从而提升院后管理水平，减少疾病复发，减少住院次数、采取更迅速有效的应急措施，以避免病情恶化或出现不利后果，例如中风或跌倒。

    由于各级医院在医疗资源的配备和使用方面存在不平衡，因此建立一体化医疗健康网络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体化网络建成之后，无论是大医院还是小医院，都必须分享各自的资源和专长，以节约资金。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发挥关键作用，建设云端区域影像中心，帮助基层医院实现准确诊断，以及连接不同级别的医院进行数据共享、远程咨询和双向转诊。

    接受改变，拥抱改革

    “中国健康观”显示，92%的专业医护人员认为必须整合国内的医疗服务体系。与此同时，广大民众的健康意识也日益加强，对于利用互联关护技术跟踪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接受度超过半数。67%的调查者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曾使用互联关护技术来跟踪健康指标。此外，在这些使用者中， 84%的人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曾通过互联关护技术与医护人员共享健康信息。

    人们愿意使用互联关护技术，这一点至关重要，将有利于推动在覆盖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和家庭护理的“健康关护全程”为提供更优质的健康医疗方案。

    结论：医疗健康服务的数字化转型

    全球每年的医疗开支高达7.5万亿美元，无论从提高看病效率，还是从利用新机遇改善疗效而言，数字化转型均能为行业带来巨大潜力。通过医院和家庭的互联，到实时高效地监测患者健康状况，多种多样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正在促使现有医疗体系加快向价值型医疗体系转型。

    通过转型，我们可以在疾病预防和家庭护理方面创造尤为巨大的收益。从“住院”治疗为主转变为“门诊”和家庭护理，不仅将扩大医疗服务所能覆盖的地域和人口范围，还将转变现有的医疗服务模式，使更多的资源得以释放。

    不可否认，要实现转型，我们还需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现有的某些结构性障碍和文化障碍，包括改变报销模式、财务激励和法律法规，甚至要解决一些基本的信任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已展现出拥抱变革的巨大决心。而且，大量的活动已经证实，更广泛地使用智能、互联的技术将使更多的人看得起病、看得到病，且拥有更健康的生活。

飞利浦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何国伟

    当今世界，非传染性疾病（也称“慢性病”）正在成为人类的头号杀手。特别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中国非传染性疾病的发展尤为迅速。高血压、糖尿病、中风以及肥胖的高发，再加上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不健康的饮食摄入、不规律的睡眠、过量吸烟和饮酒以及环境污染等高风险因素，致使中国社会慢性病患者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和国际化，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医疗健康系统造成的巨大负担。中国医疗系统的薄弱性可能是防控非传染性疾病最主要的障碍。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慢性病管理体系都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三大挑战,其中一大挑战是慢病服务可持续性、信息完整性以及支付可行性强大的政府领导力，成为慢性病防控的全球趋势

    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不只是医学或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而是事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需要 “全社会”采取行动，需要政府发挥强大的领导力，这已成为防控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趋势。

    2012年5月，卫生部等15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慢性病防控的指导意见，将疾病预防置于政策核心，从而推动更多慢病管理政策法规的制定与落实。近年来，在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致力于推进环境整治、烟草控制、体育健身、营养改善等工作，慢性病综合防治工作机制和服务网络正在逐步形成，群众健康意识也逐步提升，为制定实施慢性病防治中长期规划奠定了重要基础。

    今年1月，国务院又依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制定了慢性病防治的中长期规划（2017-2025），旨在进一步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简要来说，中国政府关于慢性病防治的主要政策思想包括：从“疾病为中心”到“预防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高危人群的干预和早期筛查；推动转化研究和医疗科技创新，重点建设心脑、血管、肿瘤等重点疾病的专病临床数据库，实现慢性疾病防控、精准诊疗方面的技术突破; 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发展慢病管理、社区康复服务；通过减少烟草危害、减盐、减油和减糖等行动控制危险因素等。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慢病防控工作，但慢病管理在中国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和各地的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公众的健康防范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高质量结构化数据为基础的转化研究和健康科技创新

    除了通过创新的政策制定，转化研究和健康科技创新应当被大力促进，从而改善非传染性疾病管理的总体效果，包括有效预防、提高诊疗效果、准确预测非传染性疾病趋势等，进而改善整个人口的健康水平。

    在开展高质量的临床转化研究方面，中国拥有极大的潜力。中国拥有14亿人口，其庞大的患者基数和丰富的病例，使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临床样本。而且，中国正处于经济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新兴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状况也使得防控慢性病的各种研究不仅具有迫切性，也具有可行性。然而，中国慢性疾病的临床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阻碍诊疗水平和效果的提升，造成很多患者没有得到及时诊治，造成病情恶化和复杂化。数据缺失、数据采集不完整、数据可信度及来源验证困难等常见问题严重阻碍了高水平临床研究的发展。

    以脑卒中（俗称“中风”）为例。卒中目前是中国致死率和致残率最高的疾病。每年大约有200万新增患者，年增长率高达8.7%。然而，中国虽然拥有大量的卒中患者，但绝大多数的患者信息处于非结构化状态。脑卒中相关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的科室和系统中，就像一座座信息孤岛，难以满足临床研究的需求，导致以循证为基础的脑卒中临床研究的开展十分困难。人工智能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产物，不但能够对大量的数据进行结构化，更可以提供数据洞察。上述痛点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出大幅改善的领域之一。目前，作为国家卫计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治示范基地的上海长海医院正在与飞利浦合作，共同开发急性脑卒中专病数据库。

    除了卒中外，中国政府正在集中精力加快建设涵盖一系列疾病领域标准临床数据库，其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人口健康信息建设将实现互联互通人口健康信息化网络体系，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基本覆盖全国人口信息动态更新。

    此外，高质量数据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作为人类，我们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临床数据揭示的症状牵涉到更深层的病因。如果患者的数据，例如: 饮食、睡眠、运动、社会活动、病史等都能被全面加以分析，从中探索关联和模式，将帮助医生更全面地了解患者，在更短的时间做出更精准的诊断，从而采取个性化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非传染性疾病的发展趋势、流行程度的预测，对于慢性病防控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这些科学的预测，同样需要基于高质量的数据分析和研究。如果我们能将人口的健康数据、患者数据和消费模式、营养结构、人口寿命等调查数据相结合，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可以构建出经济流行病学模型，为慢性病防控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数字化技术为数据的实时采集、整合提供了无限可能。例如，飞利浦就正在搭建一个数字化的健康平台，旨在通过人与设备、设备与设备的连接，实现“全生命周期”的数据采集和结构化整合。当数据的量和质全面实现飞跃，对临床研究乃至非传染性疾病防控决策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设计合理的支付体系促进慢病管理商业模式的健康发展

    慢性病管理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慢性服务可持续性。慢病管理应该是一个 “以患者为中心”，包括日常照护、专家诊疗、早期干预、精准诊断、个性化治疗、药物干预、术后管理等的一个系统性的慢病系统，而这些医疗资源和服务都是由不同的医疗机构或医生提供，这就使慢病管理面临服务碎片化的问题。

    可穿戴设备、互联技术等能连接家庭和医院，使病人能够管理自身健康，随时随地接受医疗服务，显著提高病人的依从性。而技术和需求的发展，都在呼唤创新的商业模式，有效实施慢性疾病的全程关护。事实上，这样的商业模式正在不断涌现。例如：飞利浦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合作研发了专门针对心血管疾病患者术后康复的健康管理系统。 然而，这些创新的商业模式是否能获得成功除了服务平台自身的质量和客户粘性，还需要相应偿付体系的支持。

    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还习惯于应付急性病的治疗，我们的医保系统还没有准备好对慢性病管理的支付，我们还需要包括医疗技术、支付体系、商业模式等一一系列的创新才能应对慢性病管理带来的挑战。

    飞利浦 “2017中国健康观”的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人们普遍认可互联科技将有利于提高慢病管理的效果，但大多数公众（48%）和专业医疗人员（45%）对其是否能降低医疗健康成本持不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支付模式是主要障碍。然而，保险专业人员的看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互联科技和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降低客户的保险开支，使公众能通过短期投入，获得更长期的价值。

    慢病管理对于降低全社会医疗费用支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研究显示，在健康管理方面1元的投入可以减少3-6元的医疗费用开支。因此，如何设计支付方式，保障慢病管理机构的利益，确保慢病管理的可行性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应探索有效机制，将基本医疗保险覆盖慢性病管理的支出，并制定政策监管慢病管理的发展。另一方面，以医疗保险的形式介入慢病管理，是一个较为自然的商业选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商业保险比重的提高，慢病市场受到医疗保险机构的日益重视，尤其是医疗信息化公司与商业保险机构结合，能提高商业保险对参保人健康管理的水平。

    非传染性疾病不只是对医疗界的挑战，也是影响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提高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和诊疗水平需要决策者、研究者与企业共同参与的 “全社会”机制。利用中国在慢性病防控领域的经验和洞察，可以建立有效的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和深刻影响。 最终，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令世界更健康、更可持续地发展。（文/ 何国伟飞利浦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全球健康医疗体系将过渡至无缝衔接的一体化医疗保健模式，此项广泛的国际研究为过渡期间将持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供了全新的见解。

    互联关护技术的最显著受益领域为疾病诊断、家庭保健和慢性疾病管理；预防保健需得到更多关注。

    “未来健康指数”的编制参考了来自19个国家的3.3万名参与者所提供的数据，以及知名学术与全球非盈利组织所提供的咨询建议。

    荷兰，阿姆斯特丹——全球健康科技领导者皇家飞利浦今日第二次发布年度“未来健康指数”。此项研究确认，在健康医疗体系目前是否已能满足未来需求方面，医护人员和普通人群的理解与现实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互联关护技术的最显著受益领域为疾病诊断、家庭保健和慢性疾病的管理。

    “大部分医疗保健行业人士认为，将病人与护理服务机构相连是提高医疗保健质量和降低成本的关键因素，”飞利浦首席医疗官Jan Kimpen表示。“然而，据我们观察，互联技术的应用依旧有限，这是实现无缝衔接的一体化护理的最大障碍之一。2017年“未来健康指数”强调，我们不仅必须根据不同医疗保健体系调整医疗保健服务，还必须在各国国内消除用户对当前健康医疗体系的认识与该体系实际表现之间的差异。若现实与认识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就难以制定明确的未来发展计划。”

    “未来健康指数”旨在考察全球五大洲的健康医疗体系能否应对未来医疗保健的挑战，该指数清楚显示，关于当前的健康医疗体系，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认识／现实差异（平均值为31.5）集中在该体系的一体化水平上（插入“认识／现实差异概览”的链接）。互联技术和数据分享促进建立了面向护理服务机构和病人的综合网络，两者通过网络密切合作，共同改善诊疗决策支持，以优化对健康的管 理。然而，此项新研究显示，关于当前健康医疗体系的一体化，参与调查的医护人员和公众所理解的水平往往要高于实际水平。

    此项国际研究指出，要真正实现无缝衔接和互联的一体化医疗保健体验，部分主要障碍集中于技术本身。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但提高一体化水平，让全球健康医疗体系受益仍然是可能的。在参与调查的医护人员中，有近三分之一（30%）相信，面向医护人员的便捷、安全的信息共享平台将对居民的健康管理产生最为积极的影响。有42%表示，若有证据显示互联关护技术能够提高医疗流程的效率，他们将更倾向于使用这类技术。

    参与调查的医护人员和公众一致认为，互联关护技术能够优化医疗关护全程，特别是在疾病诊断、家庭保健和慢性疾病管理领域。大多数公众和医护人员认为，互联关护技术的重要性通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善老年医疗保健服务／老年人护理服务（78%和82%）、解决健康医疗问题（77%和81%）、诊断病情（76%和77%），以及家庭保健服务（74%和81%）。

    “大部分国家尚未准备好如何应对7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长的急迫问题，更别提应对当前所出现的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患者年龄日益年轻化的问题。这些趋势导致的成本将变得难以控制，”HealthEnabled负责人和政策主管、HIMSS国际个人互联健康联盟执行副主席及“未来健康指数”咨询小组成员Patricia Mechael表示。“如果从应对型医护思维转变为预防型医护思维，至少可以使前驱糖尿患者避免成为糖尿病患者，这将造福个人、家庭和健康医疗体系，并节省紧张的医疗资源。”

    尽管医护人员对互联关护设备所提供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存有顾虑，但是有22%参与调查的医护人员表示，若存在关于此类技术成功应用的案例，他们将更倾向于使用互联关护技术。有19%表示，若存在关于此类技术成功应用的随机对照实验，他们将更倾向于使用此类技术。

    “未来健康指数”还显示，消费者在使用互联关护技术时面临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可能会阻碍其更积极地参与自己的健康管理，或阻碍其更紧密地与医疗护理团队中的不同专业人员合作。在参与调查的、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使用过互联关护技术的消费者中，有23%表示，他们不懂如何解释关护设备显示的结果。在接受调查的普通人群中，有24％认为，他们对自己的病历根本没有掌控权。

    “未来健康指数”还公布了一项国际社会的共识，即赋予病人和医护人员自主权，同时高度重视和大力投资于预防保健，将是提供可持续医疗保健服务的关键所在。59%参与调查的医护人员认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应该用于预防保健，确保健康人群没有疾患。

    “我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手段正在快速发生变化，”克利夫兰诊所主任、医学博士Brian Donley表示。“医疗保健团队的职责在于努力创新，通过新型手段支持其病人和社区，这包括继续寻找创新型解决方案，无论患者身处医生办公室、私人诊所或家中，都能为其提供无缝衔接的医护和信息共享服务。医生不仅必须利用技术手段来联系病人，还应鼓励所有病人更为积极地管理自身健康，尤其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医疗保健是一项团队工作，只有医疗团队和病人共同参与，才能产生良好效果。”

    国家/地区背景

    2017 年效率比

    在获取和整合方面，中国普通民众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认知与医疗保健系统的现实普遍不符。但在采用分类指数上，认知评分与现实评分之间的这一差距要小得多。此外，获取和整合分类指数的现实评分远低于 19 个国家/地区的平均分，展现出增长机遇。

    在中国，人们对获取健康全程关护的认知与现实评分均低于 19 个国家/地区的平均分。现实评分方面尤其如此，该评分在本项研究中的 19 个国家/地区当中最低，导致认知评分与现实评分之间的差距达 38.9 分。这是我们在所有 19 个国家/地区当中见到的最大获取差距，表明中国普通民众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认知中的医疗保健获取机会均比实际机会高。人们获得健康全程关护的阻力包括：从人口规模角度来看，高技能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相对缺乏；过半人口面临因外科护理致贫的风险。

    中国对整合的认知水平与 19 个国家/地区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55.7 与 54.9）。但在整合的现实分类指数上，中国评分为 15.5，低于平均分 (24.1)。相应地，由于在 GDP 占比中，医疗保健领域 IT 服务、软件和连接方面的物联网 (IoT) 支出低于 19 国平均水平，这些评分形成了很大差距（40.2 分），如果进行投资，将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

    在互联关护技术的采用方面，认知 (52.7) 与现实 (57.6) 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为 4.9 分，说明中国普通民众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对互联关护技术采用的认知与现实水平基本一致。

    中国的效率比在该项研究中的 19 个国家/地区当中最高（13.8 相比 19 国平均水平 10.5），说明中国医疗保健效率高，主要由于医疗保健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相对较低，但这也导致治疗效果低于平均水平。

    其他重要研究结果

    1.在中国，普通民众对医疗保健的认知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认知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评价积极，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对此却并不乐观。每天与医疗保健系统打交道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可以充当不知不觉迈向不良健康状况的普通民众的预警系统。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评价积极，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对此却并不乐观。

    2.中国普通民众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都认为应当为医疗保健分配更多资金。

    3.中国的普通民众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同样也认可预防在医疗保健当中的重要性。很多人认为，在分配整体医疗预算，以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时间和资源时，应将预防放在首位。

    4.在中国，财政障碍和缺乏培训是互联关护技术要实现进一步利用必须要克服的挑战。

    新华网北京6月12日电（孙慧）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们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病成为威胁百姓健康的重要疾病。近日，北京安贞医院精准医学中心主任杜杰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随着精准医疗的发展，对心血管疾病的早期预测、早期干预、分子分型、个性化的诊疗以及为提高药物治疗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手段。

    近年来，精准医疗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如何理解精准医疗？杜杰表示，精准医疗是医学、人类追求的目标，现阶段有很多新技术，特别是分子水平上的疾病分子分型、药物基因组学为精准医疗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从检测、预防、治疗为患者提供精准医疗

    “目前，临床上对疾病的分析一般是通过影像学、生化指标、生理功能、风险因素的改变进行诊断，这些方法是疾病临床分型的关键，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基因组学和临床表现状况相结合，通过蛋白质组学和代谢标志物组学结合疾病危险因素，从而实现心血管疾病的分子分型，将为疾病诊断治疗提供精准的保障。”杜杰说。

    杜杰表示，在病因学研究方面，通过基因组学的研究会发现更多和疾病相关的易感性，杜杰举例说，目前心血管疾病基因诊断包括遗传性肥厚型心肌病的基因诊断，会发现将近50%的患者携带已知致病基因，携带这种遗传突变的患者应避免剧烈运动等生活方式，结合常规体检、起搏器预防性植入等方式，可以大大降低猝死等风险，如马凡氏综合征的基因诊断，突变基因携带者的分子诊断，将为包括优生优育、手术时机、药物干预等提供精准策略，同时改变生活方式，对高血压进行有效控制，有助于控制病情的恶化。

    精准药学通过药物代谢分子、药物作用靶点、药物转运受体等的基因诊断，将大大提高药物的疗效，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降低医疗成本。

    精准医疗可推进分级诊疗建设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2017年所有三级公立医院都要参与医联体建设并发挥引领作用，加快分级诊疗制度建设。那么，精准医疗可为基层心血管疾病防治带来哪些便利？

    “《意见》指出，促进医联体内部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使医联体内可建立医学影像中心、检查检验中心、消毒供应中心、后勤服务中心等，为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提供一体化服务，实现区域资源共享。”杜杰表示，区域资源共享，使基层医院可以利用精准医学诊断，实现疾病的分层分型，尽快把复杂疾病患者转诊到三级医院，做到提前预防、检测以及规范治疗，避免误诊，减少医疗负担。

    很多临床数据显示的症状，往往牵涉到更深层的病因。当致力于“全生命周期”的关护，将有可能获得更多患者的数据——饮食、睡眠、运动、社交活动、个人健康数据、医疗信息等。在这些大数据库中寻找关联，帮助医生更全面地了解病人，从而更好地对患者早期检测、实现精准诊断和个性化的治疗、同时追踪疗法是有效性。

    “实现精准医学，还需要多组大数据的整合。”杜杰说，对于基因组学的研究，任何疾病都是由基因和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罕见病大多是由单基因突变导致的，比较容易检测。但对于一些复杂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等，影响因素比较多，除基因组学技术外，还要结合蛋白质、代谢等多组学数据，并获取患者的表型信息，才有可能实现精准诊断。目前，多学组大数据的整合是实现精准医疗的重要途径。

　　 新华网北京6月9日电（王坤朔）心血管疾病给全球卫生健康系统带来沉重负担，我国心血管发病情况尤为严重。根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5》显示，我国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其中高血压患者2.7亿，脑卒中患者至少700万。应用精准医学改善如此严峻的心血管疾病现状成为业内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岩介绍，精准医疗实际具有一定“普适性”，可以应用在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涵盖疾病的一级预防、诊断、治疗以及二级预防等各阶段，较传统诊疗方法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实现对疾病的精准预测、精准诊断、精准分型、精准干预及精准评估。

　　 心血管疾病防治走向精准 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在我国，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高、致残率和死亡率高，与国外的特点不同，因此在技术应用上，十分契合精准医疗的需求和条件。同时，老龄化进程的加剧，老年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不断增加，而精准医疗可筛查高危人群，做好一级预防，最终达到降低医疗负担，缓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医疗压力的目标。

　　 据了解，目前精准医疗在心血管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于单基因突变所引发的心血管疾病，精准医疗可用于早期诊断、精细分型、预后评估，还能对家族遗传病进行阻断；第二，对于多基因的复杂疾病，通过分析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进行危险分层及预后判断等；第三，治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价，例如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可以通过分析不同基因型对药物的反应，指导个体化用药，并可能寻找新的药物靶点。

　　 精准医疗的概念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群体，张岩以高血压合并同型半胱氨酸升高为例，该类型高血压患者发生脑卒中的风险比普通高血压增高约11倍，同时同型半胱氨酸也受到基因变异等因素影响，如果提前筛查出这部分高血压人群，早期针对性治疗，则可以更有效地预防新发脑卒中。

　　 临床疾病成因复杂，通过精准医疗的手段能挖掘出疾病更多特征性的信息。“精准医疗最主要的目的是针对个体和特定人群，给出预防、诊疗和预后的判断。传统的诊疗方式有其局限性，不能达到精准化。”张岩表示，在临床信息基础上，精准医学整合分析基因组、表观组、蛋白组、代谢组等多组学信息，能给患者个体化、量体裁衣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在患者获益的同时，对卫生经济学也有很大贡献。实施精准防治，能有的放矢，合理分配医疗资源，从而减轻医疗负担，获得更大的社会收益。

　　 专注重点领域 加快推进精准医疗走向临床

　　 随着高通量检测、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进步，精准医疗的实际应用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进展。“疾病具有复杂性，我们能获取大量的医疗数据，但如果不将这些信息提炼、分析出来，将很难形成有价值的内容。近年来，精准医疗不断走向临床，与这方面的快速进展有很大关系，数据整合处理能力的增强，使精准诊疗更具实用性。”张岩分析。

　　 很多业内专家认为，我国在发展心血管病精准医疗的路上，还存在很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推进基础研究向临床实践转化。

　　 张岩认为，首先要切实解决临床实践中的实际需求，特别是针对我国的国情及人群特点提出科学问题；其次要有顶层方案设计及强有力的执行团队，才能得到准确有信服力、可推广应用的研究结果，而这也是难点所在。霍勇教授带领我们团队从探寻我国脑卒中高发的原因入手，不仅提出了降压联合补充叶酸治疗的高血压脑卒中精准一级预防策略；而且研发出对应的国家I类新药和用于风险评估的诊断试剂盒，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化医学范例。

　　 同时，张岩强调，精准医学研究耗资巨大，因此要合理利用资源，确定突破点，集中精力聚焦于重大、亟待解决的疾病上，比如肿瘤、心血管疾病等，将精准医疗的效益最大化。

北京医院院长 王建业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公众的健康养老需求日益增长，老年健康管理水平亟待进一步提升。近日，北京医院院长王建业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为科学应对老龄化挑战，建立老年病大数据平台是题中之义，“了解我国老年人总体的健康状况、生理指标、慢性疾病谱等信息，有利于更好地开展临床诊断和治疗。同时，大数据平台的统计和分析，可以为重大老年疾病防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卫生政策的精确性和有效性”。

　　 我国老年患者临床诊治标准待完善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3亿，占总人口的16.7%。为进一步摸清我国老年人群整体健康水平、主要疾病负担和发展趋势，更好地满足日益攀升的健康养老需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健康科技创新，加强资源整合和数据交汇，建设老年病临床医学数据示范中心。

　　 “临床判断一个人是否得了病，要和‘无病’的指标、症状相比，后者是进行诊治的重要标准。”王建业表示，目前我国缺乏收集和分析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生理指标、慢性疾病谱等信息的大数据库。“比如，一般认为人体血压应该控制到120/80毫米汞柱（mmHg）以下，但是对于老年人说，这样反而不好，所以国际上临床一般要求老年人把血压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有些甚至把高压控制到160毫米汞柱以下即可。在我国，判断老年人是否得病的临床诊治标准，往往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不少健康指标的‘正常值’都是针对整体人群而言，没有考虑到老年患者的特殊性，针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口的细分数据统计更为不足。”王建业表示，建设老年病大数据平台关乎国计民生，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资金投入、技术升级、人才队伍建设、数据安全保障等。

　　 国家老年病大数据平台计划明年启动信息收集工作

　　 2015年，在国家卫计委批准下，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正式落户北京医院。该中心主要承担国家层面有关老年群体健康和疾病的医教研防工作，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构建老年疾病防治网络，定期发布我国老年人群健康状况报告、老年重大疾病监测及防治报告，以及老年用药综合评价报告，预测我国老年重大疾病发病和死亡、疾病负担、危险因素流行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成立了国家老年病大数据平台。

　　 王建业介绍，目前，国家老年病大数据平台正努力和地方卫生系统、各地老年医学中心建立合作，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国家老年病大数据平台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覆盖全国的信息中心，实现全国老年人口医疗、健康信息的集中。但是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共卫生硬件设施等差别较大，所以我们目前的规划是，首先联通京津冀的健康医疗信息网络，收集好区域性的信息，这也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需要。在此基础上，再逐渐扩大到其他地区。”他说。

　　 同时，在数据收集层面，哪些健康数据应被列入国家老年病大数据平台的第一批统计目录，目前正在由全国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对此，王建业表示，健康数据有很多，一开始不可能面面俱到，“大数据平台首先要了解正常老年人的健康数据。接下来，还要逐步开展专病数据调查，比如心血管疾病、肿瘤等在不同性别、地域、年龄段老年群体中的发病率等等”。

　　 王建业指出，预计明年，国家老年病大数据平台的信息收集工作将在京津冀和一些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率先铺开。

北京小汤山医院副院长 梁英

　　 新华网北京5月23日电（宫晓倩）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公众对康复医疗的需求也不断加强。北京小汤山医院副院长梁英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康复医疗在患者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疾病急性期后如果没有进行康复治疗，实际上治疗活动是没有完成的，我们应该重视康复医疗，让患者更有质量地生活，延长生存期。”

　　 心脑血管疾病也需进行康复训练

　　 俗话说，疾病需要“三分治，七分养”，很多疾病从急性期到恢复期都需要康复治疗来促进患者康复，恢复生活能力。“例如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包括心脏病、脑梗塞等；骨科疾病患者，例如接受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患有糖尿病等老年病的患者都需要进行康复治疗。”梁英表示。

　　 据了解，从上世纪80年代起，康复医学在我国逐渐兴起，2009年新医改以来，国家对康复医学越来越重视，出台多个文件为康复医疗的发展“铺路”。

　　 对于患者来说，积极进行专业的康复治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梁英举例道，调查显示，脑血管疾病患者在急性期过后，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康复治疗，其中90%的患者可以恢复行走，30%的患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如果没有进行康复治疗，这些数字会降至6%和5%。”

　　 据了解，在康复过程中，医生需要对患者整体的功能进行详细的评估，针对不同的疾病情况给予不同的训练方案。在康复治疗手段上，除了针灸、按摩、拔罐等中医传统治疗手段，许多医院将现代康复和互联网也融入进来，实现“传统中医+现代康复+互联网”相结合的综合康复治疗模式。例如，居家康复的患者通过信息技术完成患者的居家康复护理，医务人员和患者可以通过客户端进行互联，从服药提醒、生活方式、康复计划、主要体征追踪与评估等方面，使病人和医护人员可以进行实时沟通，更好地实施患者的康复计划。

　　 “许多老年人患有慢性病，这些疾病多数是由生活方式所引起的。在慢性病康复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预防疾病复发，所有的工作将会前功尽弃。我们要把健康管理融入进来，通过营养干预、运动干预等生活方式干预，全方位地管理患者的康复过程。”梁英说。

　　 老龄化背景下 患者亟需专业化的康复治疗

　　 康复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是“刚性需求”，我国正迈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失能、半失能的老人逐渐增多，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有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18.3%。

　　 然而，康复医疗在我国还处在初级阶段，仍存在许多问题。梁英表示，第一，康复医学是新兴学科，在我国开设康复专业课程设置的大学很少，因此康复医师非常短缺。第二，临床上许多医生和患者对康复的认识还不够，在疾病急性期过后并没有意识到康复的重要性。“相当一部分患者手术过后，选择回家‘静养’，这往往会错过最佳恢复期，使一些功能减弱，没有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另外，目前的康复医疗只满足了少部分患者的需求，有很多行动不便老人滞留在家中，由家属或者护工来照顾，然而这些照护对于患者来说远远不够，他们需要更加专业级的服务。”梁英介绍。

　　 据了解，为解决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问题，我国很多地方正尝试建设护理院、护理中心。对此，梁英建议，在护理中心中，除了有专业化的护理服务、医疗保障、康复训练，还应该为老人提供生活照顾，例如餐饮理发、洗衣服等，并且需要社会工作者为老人解决心理问题以及法律问题，例如遗产继承、家庭纠纷等。

　　 “护理院与普通医疗不同，就像居家生活一样，是高水平的医养结合，它能让患者更舒适、更高质量地生活，既解决了大医院这类患者长期压床的问题，也解决了居家无法解决的复杂专业护理问题，而普通养老院又无法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希望国家更多地支持和倡导护理院的发展，同时在医保政策上能够有所倾斜，进而减轻患者的负担。”梁英强调。

　　 康复医疗三级体系应有“明确分工”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将推动二、三级综合医院设立康复学科，引导部分一、二级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康复医疗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对此，梁英指出，康复医疗的三级体系应该有“明确分工”。急性期在大医院设立的康复科；过了急性期，病情稳定的患者应转到康复医院；在康复医院治疗一段时间之后，恢复期的患者可以转到社区进行简单的康复。

　　 “各级医院各司其职，又相互连通，实现畅通的转诊，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梁英说。

　　 谈及康复医疗的未来发展，梁英认为，发展康复医疗能够解决部分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仅能提高大医院的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也会让一些二级医院盘活存量，让闲置的医疗资源更好地利用起来，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有效康复治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最终使患者受益。

　　日前，飞利浦与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致力于通过长期合作，在脑血管疾病领域联合创新，共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脑血管疾病解决方案，提高脑卒中疾病（俗称“中风”）的治疗效率，并推动长海医院在卒中中心建设方面再上一个台阶，打造世界领先的脑血管病中心。

　　人工智能助力突破信息孤岛困境

　　中风是国内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并且发病率持续上涨，每年新增约200万中风病人。对于脑卒中病人而言，时间就是生命。只有在发病4.5~6小时内溶解血栓，才能把握治愈时机，否则将导致患者失去生命，或丧失独立生活能力，占用大量医疗资源。据统计，中风疾病造成的医疗开支每年高达200亿人民币，给医保体系和患者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因此，提高脑卒中病人的救治效率和效果，建立从救护车到医院，以及医院内部的脑卒中绿色通道是国家卫计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下称“脑防委”）十分关注的问题。而以卒中中心数据库建设为抓手，推动区域化卒中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正是脑防委2017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中国虽然拥有大量的卒中患者，但脑卒中相关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的科室和系统中，就像一座座信息孤岛，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临床和科研价值。由于缺乏满足临床研究需求的高质量数据，导致以循证为基础的脑卒中临床研究的开展十分困难，不能有效指导脑卒中救治质量得到持续改进。作为大数据时代的产物，人工智能不但能够结构化大量数据，更可以提供全面而丰富的数据洞察。因此，上述痛点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出大幅改善的领域之一，也是飞利浦要和长海医院进行合作的领域之一。

　　数据库建设推动精准诊疗落地

　　长海医院是首批通过脑防委“高级卒中中心”认证的15家医院之一，并被脑防委认定为全国十佳“高级卒中中心”先进单位。早在2013年，长海医院就成立了跨学科的“脑血管病中心”，建立起急性脑卒中救治绿色通道，开展动静脉无缝连接救治，大大提高了脑卒中的抢救成功率，有效降低了致残率和死亡率。到2016年，长海医院已经实现最短DTN时间20分钟以下。目前，长海医院正在和上海120急救中心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衔接从救护车到医院的这一环节，并与区域内医院开展联合救治，为急性卒中患者争取更多的黄金时间，就近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体验。

　　飞利浦联合长海医院，创新性地开发了急性卒中DTN（入院到溶栓）时间分析系统和急性卒中专病数据库，并进一步运用云平台技术，将其建设成为支持科研和管理的多中心云平台的急性卒中专病数据平台。该数据库以长海医院卒中中心以及国内其他优秀的脑卒中中心的流程和数据为基础，根据脑防委和省级卫计委脑卒中数据直报的要求，定义了多达近千个数据字段，涵盖了涉及院前、就诊、急诊等环节，包括静脉溶栓、血管内治疗、患者住院信心等方面的全方位信息。这一系统和数据库的建立，将有效解决脑防委十分关注的数据上报的质量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利用上报数据的问题。

　　强强联合提升脑卒中疾病防治水平

　　飞利浦大中华区整合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陈胜裕表示：“飞利浦在心脑血管疾病领域拥有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拥有覆盖院前急救，院中诊断和治疗，以及院后管理和康复的整体解决方案。我们的目标是与长海医院联合创新，共建国家示范级的脑卒中中心。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是通过互联技术将人与设备、设备与设备、数据与数据无缝连接，实现无缝的持续关护；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云端的患者健康数据、生命体征、病史和院内影像、诊疗、手术等所有相关信息进行结构化采集、整合和分析，并辅助医生更快、更准确的实施高危患者的精准诊断、个性化治疗和个人健康管理，提高医院的流程管理水平，以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脑血管病解决方案，提高中国脑卒中疾病的防治水平。”

　　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刘建民表示：“作为首批被脑防委认证的上海‘高级卒中中心’，长海医院负责对口上海市杨浦、宝山和崇明三个区县，建设区域性脑卒中救治网络，致力于打造覆盖上海市东北部的“60分钟脑卒中黄金救治圈”，真正提高上海市东北部的卒中救治快速反应能力和防控水平，并将经验推广到全市甚至全国。与飞利浦的合作，将进一步提升长海医院在脑卒中中心建设方面的水平和示范作用。‘’

　　根据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基于共同愿景，共创可持续发展、可被复制医疗治疗、信息和数据的管理流程，研发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生命周期脑血管病解决方案，在中风患者筛查、高危人群健康管理、术后康复、家庭医疗保健等领域开展包括科研、咨询、教育和管理等的全面合作，为提高国内脑卒中疾病诊疗水平，降低卒中发生率和死亡率做出进一步贡献。

    2017年7月1日，首届飞利浦IGT-德达医疗高端联合手术室研讨会在上海德达医院举行，将飞利浦跨学科联合协作联合手术室的先进技术和德达医院的使用管理经验推广给了全国的高端医务人员，推动医院联合手术室的建设和发展，并实现了介入医学、外科学和影像诊断学三大技术的完美"联合"。

    飞利浦高端医疗设备和先进技术，助力联合手术室发展

    飞利浦IGT市场部高级总监张唯致辞表示：”飞利浦医疗自上海德达医院筹备之初就与之有深入的长久合作，德达医院目前配备有Ingenia 3.0MR、iCT、UNIQ FlexMove FD20联合手术室、心脏彩超和监护等诸多飞利浦高端医疗设备，是飞利浦医疗在中国最重要的窗口示范和战略合作医院之一。“

    同时飞利浦IGT的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也就飞利浦联合手术室的优势性能、临床应用、建设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来自天坛医院的专家也分享了天坛神经介入联合手术室的建设、使用、管理的经验和体会。

    更快，更精准——飞利浦UNIQ FlexMove FD20数字化联合手术室整体解决方案

    联合手术室在筹建之初，就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设计， 配备了飞利浦UNIQ FlexMove FD20数字化联合手术室整体解决方案，现任上海德达医院医学影像与介入科主任黄连军教授，在研讨会上介绍了该院联合手术室的特点。

    飞利浦UNIQ FlexMove FD20数字化联合手术室整体解决方案，囊括灵活移动的FlexMove天吊式机架、先进的高级介入工具、强大的联合手术室管理方案、数字化视频演示传输系统、百级层流净化系统。同时，还配备体外循环机、实时心脏超声系统、麻醉机、呼吸机以及其他相关的先进外科辅助设备。

    鉴于飞利浦在心脑血管疾病领域拥有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 拥有覆盖院前急救，院中诊断和治疗，以及院后管理和康复的整体解决方案。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是通过互联技术将人与设备、设备与设备、数据与数据无缝连接，实现无缝的持续关护；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云端的患者健康数据、生命体征、病史和院内影像、诊疗、手术等所有相关信息进行结构化采集、整合和分析，并辅助医生更快、更准确的实施高危患者的精准诊断、个性化治疗和个人健康管理，提高医院的流程管理水平。强大而先进的技术借助联合手术室，可应用于一站式联合手术治疗冠心病多支病变、先天性心脏病、大血管疾病等众多传统的心脏疾病。

    高水平医疗平台跨学科联合，推动精准诊疗大趋势

    “借助飞利浦先进的医疗科技平台，加上心脏团队较高水平的医疗诊治服务，上海德达医院有能力挑战更多复杂、更加疑难的心血管手术，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德达医疗首席执行官张文明有信心地表示。

    研讨会上，上海德达医院医疗院长孙立忠也补充道，“联合手术室不仅仅需要一支技术出众、配合默契的医疗团队，还需要配备先进的医学设备和数据驱动，外科、麻醉、影像、循环、介入，彼此相互协调、密切配合，才能保证心血管等复合手术的顺利实施。从我院高端复合手术室当前运行的状况来看，这个平台是非常有效的，能够保证患者获得良好的医疗质量。”可见通过先进的联合手术室平台，实现众多疾病的微创精准治疗是医学发展的大趋势。

    飞利浦IGT的下一步大动作，就是跨学科开展深入交流合作，翻开高端医疗史上崭新的一页。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宋海庆

　　新华网北京6月21日电（宫晓倩）一旦发生脑卒中，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救治，不仅会造成残疾、丧失生命，还会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近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宋海庆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脑卒中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需要分层级做好综合防控工作：在脑卒中未发病阶段，要重视人群筛查，提早预防干预；在脑卒中急性期，要把握“时间窗”，及时到专业的卒中中心医院进行救治，并明确病因，确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在稳定期或者恢复期，患者应该到比较规范的、有卒中照护能力的基层医院，接受规范的康复治疗，尽快康复，控制危险因素，减少复发风险，这是比较合理的脑卒中救治闭环路径。

　　脑卒中的急救救治关键是建立区域性卒中急救体系

　　据了解，脑卒中，又称为脑中风，是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的一种疾病。我国居民第三次死因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脑血管病已成为我国国民第一位的疾病致死原因，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无论是缺血性卒中还是出血性卒中，救治上都有‘黄金时间窗’，过了‘时间窗就’会丧失快速恢复机会，造成残疾，甚至失去生命。”宋海庆介绍，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时间窗”是4.5个小时，在这个时间内要尽快将患者送到有脑卒中救治绿色通道，具备急诊静脉溶栓和血管内治疗能力医院进行急救，以降低残疾风险，挽救患者生命。

　　据介绍，我国不同层级医院的脑卒中救治水平差异很大，由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认证的高级卒中中心（含建设单位）仅有百余家。“这对于我国脑卒中急救的巨大需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宋海庆举例说，如果郊区的卒中患者被送到市里救治，转运过程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有时甚至直接危及患者的生命。

　　对此，宋海庆表示，“脑卒中的救治关键是建立区域性的卒中中心，只有构建覆盖全国的基于卒中中心的层级救治体系，使各个区域都有能够进行规范脑卒中急救的医院，才能使广大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建立神经内科专科医联体 提高基层服务能力

　　脑卒中发病后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需要半年，有的需要两三年甚至更久。“脑卒中患者多、病程长、费用高，需要调动大量的医疗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建立层级医疗体系，合理分配医疗资源，把稳定期的卒中患者及时转诊到基层，在有脑卒中照护能力的基层医院完成患者的康复治疗。”宋海庆说，在逐步改变患者的观念的同时，要尽快提高基层医疗水平，这不仅包括改善基层医院的硬件条件，更重要的是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

　　如何有效提高基层医疗水平？宋海庆建议，借助建立神经内科专科医联体或者建立脑卒中的层级体系，把不同层级的医院“串起来”，由三级医院专家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规范、系统的培训，用规范的标准来指导基层医院，提高基层医院的服务水平。“相比于三级医院人满为患，许多基层医院医疗环境相对较好，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之后，一定也会提高患者的体验，把多数患者留在基层医院诊治。”

　　“急性期在卒中中心，康复期在基层医院，这样才能使脑卒中患者得到全流程的、专业的服务。这是比较理想的脑卒中诊治模式，现在我们也正在和很多兄弟医院一起向这个目标努力。”宋海庆说。

　　重视卒中筛查 做到提早干预

　　数据显示，我国脑卒中发生率以每年8.7%的速度持续上升。“脑卒中人群不断出现，因此要重视预防，对于健康、未发病人群，要加强筛查防控。”宋海庆表示。

　　他指出，首先，根据筛查标准，筛选脑卒中高危人群；其次，利用神经系统检查、颈动脉超声等专业筛查手段，从高危人群中找出可能发病的高风险人群，例如颈动脉严重狭窄人群，对这些人群进行手术等有针对性的积极治疗，预防发病；另外，根据筛查结果，要控制危险因素，例如血压、血糖、血脂、体重、戒烟等。“做到脑卒中预防，控制高危因素，加强‘三减三健’，使脑卒中防治端口前移，有效地进行高危人群分层管理，才能使脑卒中发病率下降，减少致死和致残的发生。”

　　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脑卒中的预防筛查工作。2009年6月，原国家卫生部启动了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并于2011年成立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宣武医院是我国最早的脑卒中筛查与干预基地之一，从2010年成为基地医院开始，便整合医院多个部门，参与脑卒中的筛查工作。

　　“我国人口众多，目前的筛查工作还不能完全覆盖，需要有更多的基层机构加入到脑卒中筛选工作中来，让更广泛的人群受益。”宋海庆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许俊堂教授

　　新华网北京6月21日电（王坤朔）推进分级诊疗制度作为“十三五”期间深化医疗改革的主要目标和重要任务，如何在推进的过程中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新秩序，成为各方都在努力思考和解决的重点问题。各级医疗机构该如何各司其职地发挥职能和作用，为群众提供医疗健康服务呢？近日，新华网采访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以及在同一医联体内的北京交通大学医院（社区医院）院长，探究各级别医疗机构在推进分级诊疗过程中各自应承担的职责。

　　大医院：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

　　“看病难”多体现在大医院，知名的三甲核心医院几乎都面临着较高的诊疗压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许俊堂教授认为，核心三甲医院的职责重点应该在于对急危重症及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兼顾人才培养、科研教学和新技术的研发应用等方面，应该从简单病、慢性病的诊治中解放出来。“现在出门诊时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给患者开药上。”许俊堂略有无奈地表示，大医院的稀缺医疗资源应该进一步优化配置。

　　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医疗资源整体稀缺且分布不均衡。许俊堂认为，现阶段，基层医疗机构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很难有一个统一的保证，而分级诊疗实现的前提是强化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这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达成。

　　许俊堂以基层首诊为例，其要求慢性病、常见病等简单病留在基层首诊，有需要再向上级医院转诊。但疾病有其复杂性，基层医院诊疗能力有限且参差不齐，在判断是否是简单病、病情是否严重的过程中就可能出现问题，这也是很多患者一点小病都要跑大医院的原因：担心被基层医院误诊、漏诊，延误病情。

　　“分级诊疗是医改要达成的一项结果，而不是现阶段就能够顺利推进的政策措施。要不断加强基层的诊疗能力，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留在基层。”许俊堂认为，为了形成分级诊疗的就医秩序，几乎要对现在所有的医疗资源和制度体制做新的规划和设计，会经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这中间需要一些过渡性的政策。

　　许俊堂提出，在不断“强基层”的同时，要充分调配现有的医疗资源，例如，社区医生等基层医务人员可以围绕三甲医院专家组建团队，由专家诊断并确定治疗方案，指导基层医生执行，形成良好的衔接和分工，让医疗资源有序、高度运转起来。

　　以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心血管病为例，患者需要长期管理，在生活方式上也要获得指导，当病情明确、稳定后，就应该回到社区。“社区医院在指导康复、健康宣教、筛查高危人群并及早干预等方面，有极大的优势。”除此之外，许俊堂强调，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大，社区可以联合街道、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在养老、临终照护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同时，智慧医疗、远程医疗以及医疗信息化的发展，也为推进分级诊疗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超声心动图是心内科最常用和最重要的检查之一，受到设备差异和医生操作水平的影响，下级医院出具的心脏超声报告，到了大医院很难被完全认可，往往需要再次检查。事实是，不可能所有社区医院都能够建立起完善的辅助检查和检验机构，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还有，社区医院常常因为药品不齐全，迫使患者集中到大医院开药，大医院人满为患，不堪重负，而一些社区医院又门可罗雀。许俊堂认为，借助互联网和物联网，在技术和操作层面这些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例如分区片建立规范化的中心实验室和中心药房，社区医生不再为检验设备不齐全、药品不齐全而发愁，也不担心结果不能被认可，大医院、大专家也能够从繁杂的、简单的、机械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真正投入到患者的诊疗和教学、科研工作中去，真正实现分级诊疗，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医疗资源。

　　“要明确各级医疗机构的能力和定位，各司其职，上下联动，满足老百姓不同层次的医疗健康需求。”许俊堂表示，分级诊疗能够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但应合理有序推进。

　　社区医院：全科能力为主 系统化管理居民健康

　　北京交通大学校医院是海淀区医联体的成员单位，服务人群包含学校教职工、学生、家属及周边群众，共计约3.7万人。北京交通大学校医院院长孔令伟认为，随着分级诊疗的不断推进，医院在原本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功能，加强对居民的健康管理。“社区医院对区域的居民的健康情况有系统性的了解，同时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 孔令伟认为，可以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关护，是社区医院的优势和强项。

　　据孔令伟介绍，社区医院在基本医疗服务方面，承担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筛查、管理、诊治和护理等服务，而这一系列的服务需要由全科医生来提供。

　　“社区医生首先必须具备全科能力，知识面要广，对常见病、多发病的分辨能力要强。同时，对专科疾病要有一定程度的诊治能力，可以处理初级的专科疾病。”孔令伟认为，社区医生的全科和专科能力要相得益彰、协同发展，互为补充。目前，在全科能力为主的前提下，校医院根据区域内群众的健康情况，倾向于培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免疫疾病等高发病方面的医护人才。

　　校医院在心血管疾病防治方面的工作比较突出。据孔令伟介绍，校医院自2012年起，在心血管病防治方面实行分层管理的方式：对于确诊患者，按照国家规范来进行疾病的管理；通过常规的体检筛查出的高危人群，按照个体和群体来管理，及时进行干预；对于健康人群，以宣教为主，推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孔令伟表示，通过心血管病的分层管理，近年来，心血管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确诊患者的控制情况也较为理想。

　　那么，患者是如何在社区医院和大医院间转诊的呢？据了解，同属海淀区医联体，北京交通大学校医院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之间建立了转诊的绿色通道，有需要的患者凭社区医生的转诊单到北大人民医院就诊。当患者转回社区康复时，校医院会根据患者的需求建立家庭病房，上门巡视患者，给予用药、护理和生活上的指导。

　　“让大医院、大医生做该做的事情，让社区医生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医院与社区联动，大医生扶助社区医生成长，双向转诊，互通互联，资源共享，共同完成好大众医疗和保健任务。”许俊堂最后说。

　　 新华网北京6月1日电（宫晓倩）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为我国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之一，分级诊疗制度建立完善备受关注。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政策评价与技术评估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琨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医联体是分级诊疗的载体，加快医联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可以改善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透支、基层医疗资源闲置问题，使患者能够有序就诊，缓解“看病难”问题。

　　 三级医院参与医联体建设 缓解医疗资源“旱涝不均”局面

　　 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优质医疗多数集中在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基层医疗资源却严重不足。对此，赵琨表示，分级诊疗是医改的抓手，如果基层“接不住”，患者不愿意“下来”，就会阻碍分级诊疗有效推行。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加强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2017年所有三级公立医院都要参与医联体建设并发挥引领作用。

　　 据了解，医联体通常由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以及基层社区医院、村医院组成。目的是解决看病难问题，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理想就医格局。

　　 “医联体是分级诊疗的载体，所有三级公立医院参与医联体建设，可以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难题，让老百姓能够公平受益。”赵琨指出。

　　 如何通过医联体模式改善医疗资源“旱涝不均”的局面？赵琨强调，在医联体内，大医院要与基层医院进行有效连接，“低下头”、“弯下腰”，帮助基层医院搞建设。“不仅可以定期派专家到基层接诊，也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基层进行远程培训、远程会诊，提高基层的技术力量，使基层‘接得住’。”赵琨说，有了信息化的支撑，解决了距离壁垒，患者可以不必一味地跑到大医院，减少了医疗成本，让偏远地区的患者看病不再是难事。

　　 三方面改善医联体外部环境 实现效用最大化

　　 如何实现医联体效用最大化？赵琨表示，要从三大方面改善医联体的外部环境：医疗服务供给侧规划要做好，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要到位，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要跟上，这样医联体才能有效运行。

　　 赵琨解释道，在医联体规划方面，要根据当地人口状况、老龄化程度、疾病负担、传染病程度等，对需要什么功能的医联体进行详细规划。“这种规划不是简单的资源规划，而是‘资源+功能’规划。”赵琨说。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依托大数据平台推动医联体建设也逐渐升温。赵琨强调，通过互联网将患者档案信息、疾病信息、医保报销信息等数据进行整合，需要有良好的顶层设计，以患者为本进行综合考虑、前瞻考虑。

　　 在医疗服务价格方面，赵琨表示，医生的劳动价值是通过医疗服务价格来体现，尤其对于那些技术含量高、救治疑难杂症的医疗服务，应该进行合理定价，实现价格的差异化。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进行医疗价格改革试点，例如北京设立“医事服务费”，用以补偿医疗机构部分运行成本，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老龄化、慢病高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新技术不断涌现等必将促使医疗费用增长。”赵琨希望，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该是个别地区的事情，应该在全国广泛推广，制定刚性上涨政策。

　　 除此之外，赵琨表示，使医联体发挥成效，需要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她建议探索总额预付机制，将资源进行整合，使稀缺资源在医联体之间协动，形成紧密型的医联体。“以深圳罗湖医疗集团等为代表的城市医疗集团模式、以安徽天长为代表的县域医疗共同体模式，都已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成为我国的典型案例。”她举例道。

　　 “通过医保杠杆，改变医生的行为，调动医务人员参与医改的积极性，让医联体内的医院共同来管理患者有限的医保资金，他们就会做好早期的预防，健康排查，最终使老百姓真正受益。”赵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