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国家安全机制的借鉴与参考

    三，一些国家国家安全机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运行中，曾出现权力过大和超限的局面。比如，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基辛格掌管的国安会，直接参入和执行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并且直接掌控政府与美国驻外使领馆的重要外交联系。国安会几乎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唯一机构，基辛格本人不仅是尼克松总统的白宫总管和首席顾问，而且成为总统外交政策的发言人和执行者。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超限，使得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机构及其官员的作用大为削弱，从而加深了内阁成员间的矛盾。当时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对自己在外交方面的大权旁落十分不满；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对基辛格的揽权行为也极为愤懑，两人的冲突十分激烈。

    1973年9月罗杰斯被迫辞职。尼克松总统随即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同时继续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一人身兼如此重要两职，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时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不再是初始的一个高级参谋、顾问、咨询机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交政策决策和执行机构。

    巴西在1964年至1985年的军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军队系统为主导，以维持国内政局稳定和军人统治为主要目标，对亲苏亲共和反对军政权的势力实行强制和高压政策，大批人士遭到跟踪、严刑拷打、监禁或流放。军政府下台后，巴西于1988年颁布了现行宪法，成立了国家防务委员会，取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人们对军政权时期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对国安会充满了误解和恐惧。

    印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是另一种情况。印度虽然拥有强大的军队，但在国安会中除了国防部长之外，并没有其他军方代表参加，三军参谋长仅仅是在需要时才会被邀请参会国安会的会议。印度军方在国安会的发言权较小。其主要原因是印度文官政府不希望军方在决策过程中有过大的权力。（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徐长银） 

——本文摘自《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