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女特工的戏外人生
中情局前女特工瓦莱丽·威尔逊说,自己曾经被不少人问过,是不是要靠美色才能获取情报,是否经常佩枪,是否杀过人,“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提到好莱坞大片或美剧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女特工,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香艳女郎或色诱恐怖分子以获取情报,或冷酷无情地制伏对手的场景。
真实生活中,这批女性的工作和生活究竟有没有这般神奇、刺激?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近期采访了几名中情局现任和前任女特工。
太离谱了
热播美剧《国土安全》剧组近日透露,新一季中,女主人公凯莉·马西森将不再为中情局工作。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中情局女员工早就想让这位虚构人物“走人”了。
中情局总是给人以神秘形象, 女特工们这次之所以接受多德的采访,主要是因为中情局希望能向公众展现出女特工稳健的一面,而不是像影视剧作品所描述的那样:女特工或狂饮滥交、用无人机投炸弹,或表现得既疯狂又情绪化,还与恐怖分子同床共枕,引诱有情报价值的人物……
现实生活中的中情局女员工一致反映,上述虚构形象“离谱”,只是好莱坞哗众取宠的手段。而凯莉正是一个典型。
在中情局内部担任反恐分析师25年的吉娜·贝内特说:“问题是,她们以这种单一化的方式描绘大多数女性;无论角色的缺陷是什么,那就是她唯一的特质……关于我们如何运作,与男性的关系怎样,如何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影视剧作品会给大家以截然不同的印象,太离谱了。”
69岁的女特工桑德拉·格兰姆斯赞同贝内特的看法,强调现实中的女特工可不是“杂志中那种穿紧身服的模特,我们不那样打扮,也不那样办事”。
退休的女特工梅雷迪思则说:“在中东工作时,当地男性可能出于好奇,对西方女性着迷……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利用这一点……我们当然也会利用这一点……(但面对有人行为不轨时),我们会说‘把手从我的膝盖上拿开,不然我就把它打断’,或者尽可能让房间里人多一些。”
前中情局女特工瓦莱丽·威尔逊曾在《野兽日报》网站刊文介绍这一机构的女性成员,其间也谈及了不少公众对她们的误解。她说,自己曾经被不少人问过,是不是要靠美色才能获取情报,是否经常佩枪,是否杀过人,“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女特工的优势
虽然不靠美色立功,但女特工一样为执行任务出生入死,多年下来,也练就了火眼金睛。
1993年,贝内特率先拉响了对“基地”头目乌萨马·本·拉丹的警报。她认为,女性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确实比男性要强。“与人们一般认为的不同,女特工并不那么依赖直觉,也不会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只篮子里。”
69岁的格兰姆斯曾揭露了一名美俄双重间谍的身份——凭着一个细节——这名男同事的座驾从破旧的沃尔沃换成了捷豹。
在前女特工威尔逊看来,女性更适合出外勤,与男性相比,她们的威胁性较小,更容易地融入当地环境。“女性更懂得说好话,更善于观察,更能准确地读懂他人的肢体语言。”另外,在搜集情报时,女特工与男特工接头比较不容易被人怀疑。
琳赛·莫兰曾经为中情局工作了5年。2012年,她在接受美国《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中情局最有才能的间谍都是女性,“培训课上我的女同学以及后来的女同事总是能招募到最多的外国‘线人’——这是特工的看家本领。”
在她看来,拥有察觉潜在危险的能力才是在实战中生存下来的关键,而不是靠武力制伏对手。“女性已经习惯了对环境安全的关注。我们总是留意可疑人物,留神那些可能跟踪我们的人,留神危险状况。通过培养这些生存技能,弥补了体力上的弱点。”
一道心墙
在《国土安全》中,凯莉·马西森甚至曾经考虑过溺死出生不久的女儿,但真实的女特工却没有这般“硬心肠”。
34岁的分析师凯莉·考德维尔回忆,在反恐部门工作时,每当遇到儿童被害的案件,她都会在回家的路上给自己减压,或给母亲打电话,或逛街、吃寿司。
影视剧不仅曲解了女特工的行事作风,也片面地表现了她们的生活。在生活中,女特工们也要尽量兼顾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但往往做不到。
前特工威尔逊说,以往一直想找到一名既能保持自身女性特征、又能兼顾家庭、还能工作出色的女特工,但这种楷模始终没有出现。一些业绩好的女特工要么离婚,要么没有孩子,要么在生活的某一方面逊色得一塌糊涂。
贝内特回忆,在生孩子的时候,她还不得不向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汇报工作,“我一边给她汇报全球‘圣战’形势,一边转过头呼吸。当这两个世界相互冲突时,碰撞是那么猛烈。”
对不少中情局女特工来说,被迫“抛家弃子”是常有的事:退休的女特工梅雷迪思谈起发生在非洲的一场政变,当时她被困在大使馆内,而三个孩子则单独在家里;34岁的分析师考德维尔回忆,值外勤时,她就把母亲叫来帮助在银行业工作的丈夫照顾年幼的女儿;而马修斯曾因工作需要离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丈夫,出任中情局驻霍斯特分支的负责人,就连同样效力于中情局工作的叔父也不能理解她的选择。
对贝内特而言,“9·11”恐怖袭击“持续了10年”。她说,当她集中精力试图揭露并阻止一场恐怖阴谋时,“很难抽身陪在丈夫和孩子身边,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和我打交道的人,都试图以骇人、残忍方式杀害许多人。所以我筑起了一道心墙,一道很高的墙。”
贝内特承认,自己无法推倒这堵心墙,因此,她离了婚。
性别歧视
在中情局,女性可能因结婚生子而被贴上“垃圾投资”的标签,前女特工威尔逊也承认,性别不平等长期存在于机构内部。
中情局成立之初的40年间,女员工非常少,大多是文职或辅助部门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情局扩招,一些女性开始在外从事情报搜集任务;1991年,中情局部分女性工作者抗议在晋升中受阻,且遭到过性骚扰。
不仅是在中情局内部,在外工作时,女特工也会因其性别而遭遇尴尬。考德维尔回忆,一次,她奉命为一个国家的军方高层介绍恐怖主义情况,而在这个国家,女性被视为“二等公民”。“对他们来说,从眼前这名娇小的非裔美国女子口中听取中情局重要的情报通报不可思议。”
不过,现在,美国对女特工的待遇已有所改善。比如,中情局总部设立了一个日托中心,帮助照顾员工子女,还实施了弹性工作制。
贝内特说,中情局的妈妈们可能也期待出国。只不过,外派时,女性还是处于劣势地位,“事实是,当一个男人接受海外任务离开家时,会被认为比女人更正常一些,”考德维尔说。(《环球》杂志记者/杜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