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实行动摇和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经济改革”，是苏共在经济建设上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一大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打着“市场至上”的旗号，刻意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模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鼓吹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经济”转变。他们从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角度，为最广大的苏联人民群众论证了实行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们大肆鼓吹经济状况不佳的根本原因是公有制的垄断；他们恶毒地妖魔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将其斥之为“僵化的”经济体制。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造成了苏联经济思想的混乱。在戈尔巴乔夫等政治力量和这些别有用心的舆论的影响下，苏共领导集团完全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以之作为“经济改革”的行动指南，接受新自由主义的“500天计划”，推行“经济改革”，在苏联掀起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浪潮。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由经济界的新自由主义者沙塔林等1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在俄联邦的“500天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该计划提出，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则是实现所有制“非国家化”和“私有化”。非国家化应当具有综合性，同时包括大型工业企业、中小型工商业企业、服务领域。要把大型国营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除了股份化之外，还采取其他种种形式使财产非国家化：一次性赎买，以分期付款办法赊销，先租赁后赎买，外国投资。使小型商业企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私有化。转让（变卖）部分住房和地块，使之成为公民的财产。他们主张，从国家拿出可能拿出的一切，归还给人民。在把经济改革红利分给人民群众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大肆兜售私有制。叶利钦在答记者问时说：“我坚决主张增加私有制，大力发展私有制。”“500天计划”的起草者沙塔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头脑中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就是要实行财产私有、企业经营自由、实行市场经济。”

　　此时，苏联的“经济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蓄意引导下，对几代人为之奋斗了70年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加拿大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莱博维茨说：“当苏共党内的主导势力更多地趋向于遵从资本主义逻辑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走向终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经济，直接地在经济基础上促使了苏联的解体。

　　6.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是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意识形态工作交给他的“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等人，使得这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始终由新自由主义势力掌握。戈尔巴乔夫与这些人的思想不谋而合，先是提出“意见多元化”，接着发展为“舆论多元化”，最后毫不掩饰地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只有这样，苏联才能由僵化变成自由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质就是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新自由主义思想占领这块极其重要的阵地。从此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就理论混乱、舆论失控，报刊和新闻广播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专发反党文章，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专发反政府文章。同时，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浊潮中推波助澜，带头否定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1987年他应美国一家出版商的约请写作并出版《新思维》一书。《新思维》一方面美化资本主义，主张重新评价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丑化社会主义，主张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历史性妥协”。这样，苏联的思想理论彻底被搞乱了。当时，在苏联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变成了世界反社会主义的中心。最后，连西方媒体都承认苏联媒体反社会主义超过我们的宣传程度，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批判主义开始风行，刮起一阵阵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历史和苏联共产党党史的妖风。

　　7.对民族分裂势力妥协退让，是苏联共产党民族政策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由来已久。由于自斯大林开始，苏联长时期地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导致在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各加盟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执行了一系列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对打着“民族主义”幌子的民族分裂势力大唱“民族和解”的歪调，毫无原则地对分裂势力迁就妥协，一再退让，最终酿成了民族危机。带头闹独立的有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紧随其后，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戈尔巴乔夫对这些独立宣言采取默认和纵容的态度。民族间的裂痕尽管发展到如此程度，但联盟的凝聚力在群众中仍未失去。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76%的人仍赞成保留苏联。可是，在同年12月，由叶利钦导演的俄、白、乌《别洛韦日协议》，不顾多数公民的意愿，宣告联盟已不复存在，直接导致联盟解体，民族分裂势力成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代理人”“完美地、创造性地”完成了西方势力交付的“历史使命”——从内部分化瓦解苏联。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说：“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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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