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为什么特别强调思想方法

　　世界上有两种矿藏，一种是物质矿藏，是可以穷尽的；另一种是精神矿藏，是不可穷尽的。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身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文化，就属于这不可穷尽的后一种矿藏。对此，我们要世代珍惜，永续利用，使之对党和国家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明天和未来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一、陈云之所以特别强调思想方法，是因为他深知，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对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是因为他深知，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才能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深知，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在实践中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陈云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除了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共有的优良作风和优秀品德外，他有自己的鲜明特点。陈云一生谨慎、本色如一，淡泊宁静、波澜不惊，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是我们党内有战略眼光，考虑党和国家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人。而特别强调思想方法，是贯穿陈云一生的突出特点。

　　陈云为什么特别强调思想方法，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陈云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经历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巨大挫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他深知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对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他多次讲毛主席在延安三次给他谈学哲学，讲人犯错误主要不是没有经验，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多次讲延安时期，他在休养期间通读了毛主席的全部文章、著作、讲稿、电报，得到的结论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他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毛泽东、邓小平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才找到了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道路，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的党。而我们党理论建设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理论上成熟而且不断发展。我们党不但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使我们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科学理论形态；而且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陈云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高度认同并终生践行毛泽东同志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他深知，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才能在实践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陈云同志在延安当过七年中央组织部长。他切实地懂得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党的事业的关键作用，切实地懂得正确的思想方法对干部成长的关键作用。他反复强调，领导干部最要紧的，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这是着眼于党的事业说的，也是着眼于干部成长说的。正确的思想方法，首先表现为原则的坚定性。毛主席曾经表扬陈云，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他在延安所作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报告，影响深远。他要求要用正确的思想方法看待干部、使用干部，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关心人、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他离开领导岗位后，反复阐述身负重任和学好哲学的关系，强调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只有思想方法正确，才能做好工作，也才能在实践中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既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表面性、绝对化，也防止政策和决策失误，又防止干部犯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二、陈云创造性地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丰富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陈云思想方法、领导方法，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思想财富

　　陈云不但反复强调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而且提出了什么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就是他创造性地提出的十五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说，怎样做到实事求是？我体会就是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十五个字，丰富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这十五个字，陈云讲了一生，做了一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思想财富。

　　（一）不唯上。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陈云文选》第3卷，第371页）他强调，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必须有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如何做到“不唯上”？陈云认为，要从实际出发学习上级指示，结合实际执行上级指示精神，要维护党的全局利益、纪律、规矩和权威。要讲真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应该怎样就怎样。怎样对老百姓有利，怎样对革命有利，就怎样办。陈云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二）不唯书。陈云认为，“不唯书”，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不读书，不学习理论，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领导干部不要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要读懂马列主义，还要学一般知识。他曾题写一幅对联：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他特别强调学哲学，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管一切东西的是哲学。他主张，学习的主要方法是自修，是上毛主席讲的“长期大学”，靠在工作中学习，这是最靠得住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他认为，读书不能懒惰。要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他反对那种“自高自大”、“自视高明”的倾向，反对那种不愿学习或者对学习没有信心的现象。延安时期，陈云组织的学习小组坚持得最好。毛主席表扬说，没有时间怎么办，陈云同志是靠挤和钻的办法。到了晚年，陈云还组织家庭学习小组，逐段学习毛主席的“两论”。他强调，学习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要做长时间的打算。读书不能求快。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他特别强调读书要善于思考。他常使用的一对镇纸上面刻的是：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陈云认为，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理论和实际两者不能或缺。看不见理论和实际统一，或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有别，都不对。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眼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云提出，一个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政治上开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如何将书本上的东西与实际相结合？陈云强调，首先是要读懂，读懂就是消化。如果书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把所学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并用以指导实际工作。

　　（三）只唯实。陈云认为，“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才是最靠得住的。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认为，过去我们犯错误，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我们要决定政策，就要研究情况，用脑筋去想问题，如果自己脑子里所想的是主观主义的，和实际情况不符，那就会犯错误。创造性必须和实事求是相结合，否则就会华而不实，不能真正地前进。

　　（四）交换。陈云认为，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多和别人交换意见。交换的目的，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通过交换，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他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通过批驳，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讲话。如果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

　　（五）比较。陈云认为，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的发展程度，看不清事物的要害、本质和特点。比较，是为了更深刻地判断事物的性质，弄清事物的本质。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决定政策，组织实施，要做出几个比较方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要只提一个方案。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比较时要上下、左右进行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六）反复。陈云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多考虑一下，其缺点是慢。但如果错了，那就是失。慢和失比较起来，慢比失要好。如何做到反复？陈云强调，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要请人唱“对台戏”，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而是要通过判断、行动，再认识、再修正，不断反思，不断深化认识，使认识和决策更加准确，不犯大的错误。

　　陈云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主要有：

　　（一）抓经济工作，既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这是陈云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陈云讲过：“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这里举两个陈云算账的例子。

　　一个例子是，1956年11月11日，陈云在《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的供应紧张的办法》中算猪账的情况。

　　先看大账。陈云说：从1954年6月以后，全国猪的生产是下降的趋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全国养猪的数目（只记大数），1950年是六千万头，1951年七千万头，1952年是八千万头，1953年是九千万头，1954年4月是一亿头，每年增加一千万头。在这以后就下降了，1955年6月降到九千万头，1956年6月降到八千万头。同时，每头猪的平均重量也下降了，解放初期是157斤，现在是141斤。今年7月1日，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其中规定要“私有、私养、公助”。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养猪有所增加。但是根据各方面的估计，明年计划要增加到一亿一千万头，恐怕达不到。明年猪的生产会增加一些，但增加多少，现在还很难说。

　　再看小账。陈云说：要保证农民养一头猪能得到200斤到250斤原粮的利益，相当于粮食产量低的地方的一亩地左右的收入。有这样数目的收入，可能刺激农民养猪。那么价格怎样计算？养一头猪，精饲料（包括豆饼、米糠、豆渣）需要15元，青饲料两千斤，大概也值15元。照一般情况，小猪价钱和猪粪价钱应该相等。但是，现在小猪的价钱贵了，猪粪的价钱比较便宜，所以卖出猪粪再买进小猪要多贴2元。饲料要有柴烧，再加上2元。还有病死的，常常要占猪的头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平均计算，每一头猪赔上2元。以上共计，本钱36元。再加上相当于200斤到250斤原粮的收入，大概要15元左右。这样，总计是51元。现在我们的收购价格，去年平均是43元，相差8元。各地究竟提价多少，要根据本地不同情况，提出具体意见。照这个价格计算，我估计农民是愿意养猪的。因为柴是可以拣的，饲料也可以搞到一点，就是多花一点劳动力，可以得20元或者再多一点。提了收购价格，食品公司就要贴钱，商业部的利润就要减少，财政部就要给与补贴，每年约三亿八千万元。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现在我们是按猪肉的卖家收百分之十三的屠宰税，是否可以减到百分之五。这样，商业部门可以减少向地方缴纳二亿四千万的税款。另外，是否可以把小城市的肉价从5角，提到5角5分，每年销二千万头猪，可以多收入一亿元。商业部门经营猪的利润，今年是四千万元，也把它贴在里面。这三笔，合起来是三亿八千万元。这里最重要的是两条措施：一条是税收从百分之十三降到百分之五，另一条是在小城市把猪肉的价钱每斤提5分。提高销价以后，把最大的好处给了养猪的农民，至于说吃肉的人每斤多花了5分钱，这数目不大。请同志们考虑，这样做行不行。减少了屠宰税，是减了地方的税收，但我看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地方这一项收入减少了，还可以用别的办法去补。总之，如果现在不提价，猪肉的生产还要下降，将来非提价不可。

　　另一个例子是，1959年5月11日，陈云在《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中算钢铁账的情况。陈云说：为什么钢材定为900万吨，并且以此作为前进的基点呢？理由有下面几点：

　　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来看，这个指标比较可靠，比较实在，但也不是轻而易举，要做很大努力才能完成。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求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1300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550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150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关于矿石。生产1吨铁需要3.5吨铁矿石，生产2000万吨铁就要7000万吨矿石。现在14个有机械装备的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5300万吨（去年采3460万吨）。现在19个中型采矿企业，其中6个有半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其余13个原来是手工开采，也没有铁路，今年设法装备一部分机械，用风动工具打眼，用炸药爆破，“打眼放炮”，并铺设轻轨铁路，这样全年共可采铁矿石800万吨（去年采680万吨）。现在214个小型土法生产的采矿点，全年共可采铁矿石1000万吨（去年采606万吨）。以上大、中、小三类企业合计，可生产铁矿石7100万吨，能够运出的是7000万吨。为了保证7000万吨矿石的开采，需要增加空气压缩机、电铲、卷扬机、球磨机等设备和爆破材料。这些设备和材料，有些已经订货，但是还没有全部落实。

　　根据计算，平炉用的富铁矿（含铁在58%以上者）全年需要210万吨，只能生产170万吨，还差40万吨。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准备从海南岛多运出10万到15万吨富铁矿；在鞍山采取团矿的办法（采用含铁量在60%以上的矿粉，压块焙烧），生产30万吨。

　　从上述情况看，全年开采7000万吨铁矿石，由于要对大中型矿山进行基本建设工作，还要增加许多设备，事情并不容易。但是从第一季度运出矿石1780万吨（小型土法生产的是740万吨）的情况来看，只要继续抓紧这方面的工作，完成7000万吨的任务时可能的。

　　关于焦炭。炼1吨铁，平均需要1.5吨焦炭；炼1顿焦炭，平均需要1.5吨洗煤；1吨洗煤，平均需要2吨炼焦煤。因此，生产2000万吨生铁，就需要3000万吨焦炭，折合4500万吨洗煤，或者9000万至1亿吨炼焦煤。

　　洗煤是提高铁和钢的质量的关键。有些铁和钢的质量不好，主要是因为含硫过多，而硫的来源，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由于煤里的硫没有洗掉。因此，必须大力把炼焦煤洗好，否则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得不到好铁好钢。解决焦炭质量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洗煤的问题。

　　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以生产1950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大部分是简易洗煤厂，设备正在专案解决）可以生产550万吨，两项合计是2500万吨。另外，还要用土法生产洗煤2000万吨。这部分土法洗煤，据估计需要60万个劳动力，从现在起继续生产200天才能完成，并且要有粉碎设备和其他必要的工具。还必须指出，上述洋法洗煤2500万吨，各个季度生产是不均衡的。第一季度已经完成了415万吨，第二季度大体只能完成464万吨，第三季度也只能完成547万吨，其余的1074万吨（占总数的40%）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完成，这样，就同各个季度炼铁的需要不相适应。如果洋法洗煤不能在第二、第三季度多生产一些，那么，这两个季度的土法洗煤还要有所增加。

　　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1000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可以生产1000万吨，土法炼焦计划生产1000万吨，三项合计3000万吨。新建的炼焦炉，有36座是机械化的，其中19座在今年可以建成，能够生产243万吨；有红旗二号简易炼焦炉1700座，能够生产530万吨；有红旗三号简易炼焦炉800座，建成以后，可以生产170万吨。现在，红旗二号炼焦炉基本上是手工生产，技术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关于耐火材料。据冶金部计算，今年需要各种耐火材料（包括粘土砖、矽砖、镁砖、高铝砖）420万吨，需要原材料（粘土、矽石、髙铝砂等）600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20%，其余80%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人力。

　　关于炼铁、炼钢、轧钢的设备。要生产那么多的生铁、钢和钢材，基本上依靠现有的设备（一部分还要配套）就可以解决，不需要再增加很多东西。这方面的情况，过去计委和冶金部已经说的比较详细，我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运输。为了生产2000万吨生铁，除了要运输炼焦煤9000万到1亿吨以外，矿石、耐火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铁路支线和专用线共500公里，铺设轻便铁路500公里，增加机车150台，增加车皮1500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

　　由于钢铁生产的需要，目前短途运输异常紧张，不少省的汽车大部分用于运输钢铁原料、材料。这种状况是难以持久的。一个年产几万吨的钢铁厂，光靠汽车运输是不行的。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以上两个例子，可能繁琐一些。但从这些繁琐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陈云大账是清楚的，小账也是清楚的，政策调整建立在这两本账基础上，自然十分牢靠。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陈云总是那么倚重，为什么陈云处理问题总是使各方面都那么满意、那么放心，为什么陈云在党和人民心目中有那么高的威望。

　　（二）做工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陈云，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就不讲话。陈云强调：“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陈云文选》第3卷，第46页）陈云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陈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总是强调：“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陈云文选》第1卷，第169、162页）陈云坚持发扬发主作风，十分注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他调查研究的方法：一是派一些地位不高、知名度不大的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查，这样的同志容易接近群众，便于了解实情；二是请人上来，多找一些在第一线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进行小范围交谈，这样可使调查对象打消顾虑，讲出实情，也便于对各种意见进行比较；三是广交知心朋友，特别是在基层群众中交朋友，这些人没有“乌纱帽”问题，敢讲真话；四是必要时亲自下去。他认为，其他所有形式的调查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自深入基层搞调查。

　　（三）办事情，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积极稳妥。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定下了坚持、沉着、切实、前进的办事原则。他认为领导要区别工作缓急主次，掌好舵，指出主要努力方向，预防某种偏向。他部署工作总要反复考虑，看准情况，经过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陈云处理的多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有紧急的事、难办的事、棘手的事，他都冷静对待，权衡利弊，慎重决策，力求稳妥。他从不感情用事，从不草率从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又及时指出，我们的建设和改革，任务艰巨，问题复杂，而我们的本领还不大，要“摸着石头过河”，小心谨慎地前进，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

　　（四）处理问题，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重点。陈云说过，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不忘记经常工作，但必须抓住中心，防止事务主义，乱无头绪。他认为，工作不抓住要点，乱钻，那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陈云抓工作卓有成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能够敏锐地抓住中心问题、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并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五）注意思考关系全局和长远的战略性问题。陈云经常说，做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踱方步，深思考，不仅要有看和听的时间，还要有想的时间。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对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他有一句名言，全局在，可以挽救局部；而全局垮，则局部不能挽回。他认为，上层机构要有专人考虑大问题，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要有这样的战略家。他认为，对于领导者特别是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做好日常工作很重要，专心思考和研究战略性问题也很重要，而且更加重要。越是责任大、任务重，越要从大的方面看问题，保持头脑清醒。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事及时，从容应对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

　　（六）注意总结经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说，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陈云勤于思考，崇尚实干，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随波逐流，总是创造性地提出开展工作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强调，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不能有侥幸心理，不能希望一蹴而就；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他认为，新发展要从旧阵地出发。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新的办法，这项工作比日常的业务工作更重要。他做任何工作总是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开拓创新。他认为，要找出一套新办法，就要研究过去的办法。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把工作提高一步。他强调，改革开放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以把改革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