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10多年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对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制约。

　　（1）缺少强制性的法律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了农产品“安全标准、产地、生产、包装标识、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基本要求，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质量安全相关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但没有明确可追溯相关内容。《食品安全法》对标签、召回等提出了要求，但并未涉及可追溯。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12]20号），提出“建立健全农产品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制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但并未强制实施。这与其他国家通过立法对可追溯进行强制实施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如在欧盟，2000年7月，颁布《新牛肉标识法规》（第1760/2000号法令），要求欧盟成员国上市销售的牛肉产品必须具备可追溯性，从法律的角度提出牛肉产品可追溯性要求。2002年1月，欧盟颁布《通用食品法》（第178/2002号法令），要求强制实行可追溯制度，并明确提出禁止进口非追溯产品。2006年1月，欧盟出台并实施《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突出强调了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控制管理和可追溯性。在美国，2002年6月，通过《公共健康安全与生物恐怖应对法》，对食品安全实行强制性管理，种植和生产企业必须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并于次年发布《食品安全跟踪条例》，要求所有涉及食品运输、配送和进口的企业要建立并且保全食品流通过程中的全部信息记录，所有与食品生产有关的企业必须建立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

　　（2）兼容互通的追溯标准尚未建立。日本制定《农林物质及质量标识标准化法》（简称“JAS法”），开始实施生产信息公开JAS制度，并以消费者可追溯形式提供。澳大利亚于2001年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了国家畜产品身份识别系统（NLIS），并成立配套的管理机构，成为最早对牛、羊实施追踪系统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程、办法、指南、要求等标准，但是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出台的标准之间存在内容交叉、标准不统一等情况。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标准，但标准质量参差不齐。标准内容体系还不完善，如目前还欠缺农产品追溯信息系统设计、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等标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良好农业规范》等细则还未全部出台。目前，中国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方面的标准很多，但都不是强制性的，缺乏约束性。这就产生了系统不兼容、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同时，与国际未接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产品的出口。

　　（3）部门条块分割依然较为严重。目前，开展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部级单位就有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商务部、工信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多家单位。实践中，多部门、多系统、多渠道分头操作，追溯链条不对接，追溯信息不共享。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分头开展追溯工作，追溯区域难以突破，追溯领域各自为政，易出现信息孤岛。同时，也容易出现工作不延续等问题。如商务部在2011年提出推动在“十二五”期间制定《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但由于职能方面的不断调整，目前已经搜寻不到对相关工作的表述。

　　（4）技术体系仍在摸索。目前，可追溯体系日益完善，一些技术支撑手段日益成熟，如EAN-UCC系统、GS1系统、IC卡识别技术、RFID射频技术、DNA技术等等。国外发达国家通常使用EAN-UCC码作为追溯的主要技术手段。国际物品编码协会于2001年研究开发GS1系统（全球统一编码及标识系统），跟踪与追溯食品类产品，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该系统对食品进行跟踪与追溯。但从中国来看，很多技术仍在以“创新”的形式、摸索开展研究和相关工作，由政府推动试点使用，成本较高，也难以普遍推广。

　　（5）市场主体参与意愿不高。中国是典型的小农生产体系，农产品初级生产环节以农户为主，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产业化、标准化程度低。分散的主体和经营，对采集全面完整的农产品追溯信息带来了巨大挑战，增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的成本和难度，追溯体系易出现“叫好不叫座”等情况。

　　（6）追溯信息完整性、真实性不足。在澳大利亚，国家畜产品身份识别系统（NLIS）已经被各州和农场主广泛采纳，如果个人或者公司由于粗心大意或故意提供虚假信息，将被处以1.2万－4.4万澳元罚款。但在中国，可追溯数据的录入、跟踪，主要是凭借市场主体的自觉自律，质量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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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