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元走向多元：多元并存的思想生态

　　主持人：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存在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新文化运动则彻底颠覆了长期延续的儒家文化话语霸权。作为“五四”思想界主流派别的《新青年》阵营，批判传统文化的目的，是要在根本上一改文化一尊、思维一元的格局，他们对不同学说、不同文化也是持开放立场的，期望逐步确立多元并存的思想生态，将中国新文化引向多元发展。请谈谈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变化历程？

　　郑大华：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文化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派别和思想，但在这些不同的文化派别和思想中，儒家或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与从封闭走向开放一样，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也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但从《新青年》的创刊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开始，中国文化才真正确立了多元并存的思想生态，这不仅体现在除鸦片战争之后传入的西方文化，这一时期又传入了马克思主义及苏俄的社会主义文化外，更体现在《新青年》的创刊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社会“独尊儒学”的思想专制，从而使人们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新青年》创刊不久，即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孔子及其儒学。《新青年》之所以要批判儒学，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发展。这可以从陈独秀回复俞颂华的信中得到说明：“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唯孔子而已。以此原因，而千年来讫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通信》，《新青年》3卷1号）正因为《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学的批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否定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不仅带来了西方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的纷至沓来，同时也使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打压的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又重新活跃于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这正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所描绘：“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就是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结果。而多元的文化生态的出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历史进步。

　　张宝明：中国自秦皇汉武以来，百家学绝、独尊儒术的“大一统”的思维定式成为悬挂于国民头脑之上的梦魇。《新青年》之所以要激烈反“孔学”、批判旧礼教，是因为“孔学”和“孔教”已成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成了束缚人们思想自由和文化多元的枷锁。陈独秀在论述从一元到多元的理由时就强调：“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新青年》7卷4号）《新青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适通过对“国故”的整理研究，发现了我国公元前5世纪左右有过可与古希腊文明相媲美的“古时期”。思想界的先驱同时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寻找着理论上的依托，而且将百家争鸣、学说林立的时代作为“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共同追求的目标。

　　俞祖华：由《新青年》发起的五四启蒙是一场有多个阶层参加、多种思潮竞起、多种诉求并发的社会运动，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思想画卷，一条形态万千的文化长廊。正因为五四启蒙是多元的，此后对“五四意义”的解读也是多向度的，建构起了变动不居、色彩斑斓的五四“意义版图”。他们所主张的“多元并存”有以下几层：一是中外文化、中西文化的并存，如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所说的“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二是旧文化与新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并存，如胡适以“整理国故”与“输入学理”并提以作为“再造文明”的途径。三是国学中各派学说、各民族文化的并存，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并存。陈独秀提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应当九流并重，不应“独尊孔氏”。四是西方文化、外来文化中各种思潮、各种文明的并存。西方文化是多样多元的，《新青年》同仁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引进也是丰富多彩的，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法兰西文明、俄罗斯文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五四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思想倾向的多样性是思想史上的一种常态，因而对不同思想派别、不同思想家的思想主张，要尽可能予以“同情之了解”“善意同情的理解”。这对我们当下营造主流引领、多样并存的思想文化生态，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传统走向现代：对现代性的全面追寻

　　主持人：应该说，《新青年》的“古”与“今”、“新”与“旧”之争实质上涉及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加以追求和崇尚，从而促进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是《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新青年》在推动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推动中国文化现代性生成方面有何贡献？如何理解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成长的奠基工程？

　　郑大华：进入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还是一种传统文化，而不是现代文化，因为它不具有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近代以前中国的文化只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思想；只有“格致之学”，而无科学。虽然两千多年前的《尚书》《左传》等经籍中就已有“民主”一词的出现，如“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等，但这里的“民主”意思是“民之主”，与近代意义的“民主”之“人民作主”的含义恰恰相反。中国的“格致之学”虽然有穷理的认识论意义，如《礼记·大学》上说：“致知在于格物，格物而后致知”，但更主要的是伦理学意义，是一种政治和道德范畴，与“科学”一词的意义是不同的。在《新青年》创刊之前，民主与科学是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工具或手段，而非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被人们所认识和追求。因此，人们在接受或宣传、介绍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学说时，往往有所选择，而选择的标准便是看它是否对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有利。这就影响了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接纳。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在《新青年》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真正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是《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向国人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正因为《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的批判与反思联系在一起，因而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自此以后，民主与科学逐渐深入人心，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

　　张宝明：如果说《新青年》最大的贡献是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闸门，那么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则是其先声夺人的关键词。正是这些关键词组合成了《新青年》“狠打了几次硬仗”的主战场，凝聚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元素，引领了新文化运动从传统到现代的价值取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运动请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绝佳的良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顶代表着民主和科学的桂冠，如同两座灯塔照亮了“五四”新文化的天空。正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华的崛起，陈独秀以力挽狂澜的心态大声疾呼：“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要坚守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就必须清除“孔教”“礼法”“旧艺术，旧宗教”等迈向现代的种种思想障碍。恰恰在这里我们看到，尽管《新青年》群体的立足点在不断地转移和游动着，但其着眼点和归宿点却从来没有动摇过，换言之，引领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诉求从来没有动摇过。

　　俞祖华：新文化之“新”就在于向中国文化中植入现代性元素，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就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化。《新青年》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我们不妨将其作用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选择，批判其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不适应的部分，挖掘其中的可现代化元素，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新青年》所刊文章对儒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而彻底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基本视角即在于指出产生于古代社会的儒学、孔子教义、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尤其是反对假借孔教实施帝制复辟。二是对西方现代性、外来现代性的全面移植、引介。《新青年》群体凸显了传统与现代的隔阂、背离，在他们建构现代文化时，自然会把寻求现代性的目光转向外部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正当他们张开双臂热情迎纳西洋文明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西方文化的弊端暴露无遗，因此，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追寻西方现代性与反思西方现代性是并行的。由于这一背景，使得中国先进分子迅速完成了向西方学习到“走俄国人的路”的思想转型。三是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基本方向。作为《新青年》篇首的《敬告青年》提出“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也指明了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走向。

【纠错】

责任编辑： 林秋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