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尽管没有把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的说法,但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营养。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尤其是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创刊九周年之际发表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在这篇文章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的新闻史上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即“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统一论”的提出,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做什么样的新闻、如何做好新闻”的一种探索。

　　随着“统一论”的提出及其践行,党性、人民性的话语属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其一,从强调党性、人民性的解构功能转而强调其建构功能。解构功能主要体现于,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笔下,党性、人民性常被作为话语工具,以此对非社会主义理论、党组织派系、战争等范畴中的反党性、反人民性的东西展开批判。所谓建构功能是指党报的一项使命,即党报要对政党与社会的关联性做出建构并加以确认,以此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其二,从强调党性、人民性的原则性转而强调其操作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笔下,党性、人民性往往被作为应然的政治原则,以此对现实中的思想创造、理论论战、党的建设等提供指导,而其本身并不具有操作性,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没有做出概念界定的重要原因。可是,党性、人民性一旦在新闻宣传领域“落地”,首先就需要赋予其明确的概念内涵。中国共产党用“二元互释”的方法界定了党性、人民性的内涵,即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这个概念的界定方法同时隐含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方法论,也因此大大提升了话语的操作性。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根本上是指党与社会的统一,也就是构建党与社会的共同体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来看,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主要发生于两个层面:一是中国革命的宏观层面,二是新闻宣传的微观层面。在中国革命的宏观层面,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根本上是指党与社会的统一,也就是构建党与社会的共同体。大体说来,这种共同体有三种表现形态。第一,通过构建“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把分散性民众聚合为政治性的人民,最终把“人民”的政治性与党的“阶级性”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政治共同体。第二,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共同体。第三,把革命的愿景(人的解放、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党的纲领(包括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命运共同体。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证明,在“一盘散沙”的超大规模社会中,只有在党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互为依靠、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才能形成强大“历史合力”,从而建设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进一步说,党性和人民性在宏观层面上的统一不是自发形成的。或者说,宏观层面的统一要有一个必要的历史前提,即首先要解决梁启超所说的“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这个近代历史的瘤疾。这是因为,如果不能把“一盘散沙”的民众聚合起来,党与社会的统一体就将因缺少明确的社会对象而无法构建。这个道理正如学者刘海龙所指出的:“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内,几乎不存在现代宣传的受众……所以中国现代宣传体制的建立过程,首先是一个制造宣传受众的过程。在早期的宣传家中,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都痛感中国缺乏合格的宣传对象。”因此,中国革命要推翻“三座大山”并最终胜利,就需要首先“唤醒国民”,并通过高度的政治动员塑造人民的主体性,也就是构建社会本身。只有这样,党才能将人民凝聚为能够参与国家政权的整体力量,才能将人民组织为能够赢得民族独立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军事力量,也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党与社会的统一。从历史经验来看,党性、人民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是从“唤醒国民”开始,而“唤醒国民”最初是由新闻宣传来实施的。也就是说,党性、人民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离不开在新闻宣传这一微观层面的具体落实。（作者：李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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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洁琼 姚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