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戈尔巴乔夫分析苏联困境

    戈尔巴乔夫开玩笑说，克里姆林宫虽大，可没有那么多房间用来“关”各加盟共和国的头头，但有一点与罗马教廷的做法相似，克里姆林宫顶上如不冒出白烟，谁都休想离开莫斯科！

    1989年5月中旬，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与邓小平一起宣布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此后，苏方多次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苏联。1991年初，戈尔巴乔夫还派专人送来了正式邀请函。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苏联国内政治局势逐步恶化。到了1990年底，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都通过了主权宣言。在这种形势下，江泽民总书记是否还访问苏联，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经研究，中央决定，江泽民总书记于1991年5月份应邀访问苏联。

    5月15日至19日，江泽民总书记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此访由中联部负责组团，当时我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钱其琛外长让我参加访问的文稿准备工作并随访。

    15日和16日，戈尔巴乔夫与江泽民举行了两次会谈。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面对复杂的国内形势，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国内的分离倾向不可小觑，但自信裂痕不断加深的联盟仍可维系。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戈尔巴乔夫主动向江总书记分析了苏联陷于困境的原因。

    他先从体制方面找原因，认为苏联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的中央集权、粗放经营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进入60年代以后，这种“由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弊端。

    他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苏联某加盟共和国盛产黄金、棉花、天然气，但其产、运、销，连共和国的一把手也无权过问，而是由莫斯科派去的钦差全权处理。说到这里，戈尔巴乔夫双肩一耸，喃喃地说，地方上的头头服莫斯科才怪呢。他还自感深刻地指出，这种反常状态在高压之下长期被掩盖着，但到了80年代末，开始浮出水面。

    接着，戈尔巴乔夫又从“公开性”中找原因。公开性是戈氏“新思维”的核心内容之一，指的是国家和社会发生的一切应最大限度地公开。他虚点了一下公开性的“积极作用”，然后立即把话锋转入其负面影响——在社会上引起了思想混乱。

    说到这里，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双手一摊，无奈地说：“结果呢，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进退不得。”他还用了“魔鬼被从瓶子里放出来啦”这句老话，来形容事情不可收拾。我不由得吃了一惊，戈尔巴乔夫竟然把“公开性”这个他昔日的“宝贝”拿来开刀，而且解剖得这么狠。

    戈氏对苏联陷入困境原因的两点分析，虽还不够全面、深刻，但在某些方面击中了要害。

    之后，戈尔巴乔夫谈到了挽救联盟的办法。他说，放权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中央只管国防、安全、外交，其他事务都由各加盟共和国一把手独自全权处理。

    他还说，已把共和国的一把手们请到莫斯科，大家正在商签一个以放权为核心的新联盟条约。

    此时，戈尔巴乔夫饶有兴趣地讲了一个小掌故：罗马教廷用教堂顶上升烟的办法，来宣布新教皇是否诞生。大主教们被集中关在一个大教堂里，其顶上若升起白烟，说明新教皇已选出，如冒黑烟，则表明新教皇难产。

    戈尔巴乔夫开玩笑说，克里姆林宫虽大，可没有那么多房间用来“关”各加盟共和国的头头，但有一点与罗马教廷的做法相似，克里姆林宫顶上如不冒出白烟，谁都休想离开莫斯科！

    8月初，江总书记访苏后不到三个月，克里姆林宫顶上果真“冒出白烟”：新联盟条约已制订出来，将于8月20日正式签署。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与戈尔巴乔夫之愿相违。就在该条约签署的前一天，“八一九”事件爆发，戈氏因健康原因请辞总统一职。不过，此事起于匆匆，在俄罗斯联邦强势人物叶利钦的大力抵制下，两天后便以失败告终。

    但此时，戈尔巴乔夫政治气数已尽，随后叶利钦取而代之。（李景贤 外交部原苏欧司副司长、中国前驻俄罗斯使馆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