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克家书（翻拍件）

　　女儿哽咽：书信上爸爸的字，一个我都不给它掉

　　符曼芳是符克唯一的后代，生于1935年下半年，父亲牺牲时她仅4岁多，她对父亲的记忆基本上都来自母亲的回忆。这是一段难以抑制的痛楚，记者不忍多问。她回忆时难免触及，每次都强忍泪水继续述说。

　　1939年，符克一家在异乡团聚了几个月。符克从延安回越南发动华侨抗日，住在父亲经营的酒店，符克妻子带着符曼芳从海南逃难到此。

　　很快，符克就要率服务团乘船回海南，在码头的送别成为了一家的诀别。符曼芳含泪说：“爸爸抱着我上了轮船，跟我说带我去看大海，临开船就把我抱下来了”。身穿西装的符克还跟父亲在甲板上合了影，然后挥别全家人和送别的华侨回到了故乡。

　　符曼芳后来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坚决回国抗日，她告诉记者：“他在信里也说，我们要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国土，要不然我们就都要做人家的奴隶了。家里面也不舍得让他走，但是他能讲，能说服他的爸和哥，家里从不肯不舍，最后还是支持他走。他也讲，虽然踏上国土很危险，但参加革命是他自愿的，叫家里不要挂念他。他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想的是国家第一。他说，把日本鬼子赶出国土，我们家就可以团圆了”。

　　回到国内后，符克给家人写了几封家书，其中3封由符克的胞弟符家寰一直在越南精心保管。符曼芳随母亲两出两进海南，并于1952年一直在海口居住，在1993年终于第一次看到了叔叔保管半个世纪的父亲的遗物，包括家书、纪念册和照片。

　　家书非常老旧，纸张一碰就会碎，有的已经残破。做过海师大图书馆馆长的符曼芳眼眶泛着泪花，“之前我从没见过爸爸的字，我觉得很珍贵。我就一点一点拼接上。一个字我都不给它掉”。

　　其实在1937年符克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有一次人生道路的选择。当时越南的一些机构想聘请符克，他父亲也希望他能回越南一起为家族事业打拼，甚至还远赴上海规劝。但符克还是说服了父亲，毅然决然地去了延安，加入了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团。

　　符克如果跟父亲在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发展，往后的生活是安逸无忧的。符克家族在越南开有大型餐馆，在抗战前已步入正轨，生意日隆。符曼芳告诉记者，“餐馆共3层，一楼全是餐厅，很大的，二楼一半是餐厅一半是客房，后来又加盖了三楼”。

　　符曼芳在越南期间还读了两年的贵族学校，由叔叔资助，直到10多岁时年随母亲回海口上中学和大学，然后在海师大工作至退休。回到故土后，符曼芳母女对符克的思念越发浓烈。令她们欣慰的是，祖国没有忘记符克，还修建了符克烈士园、符克纪念碑，修缮了符克故居等。

　　女婿回忆：华侨回国抗日我们自己怎能逃亡？

　　符克回乡抗日带回的不仅是人和物，更是一种精神激励。

　　现年92岁的李光邦老先生是符克的女婿，他就是在湛江逃难时遇到服务团而返乡参加抗日队伍的。

　　李老精神矍铄，语气铿锵有力，“日军1939年占领海南，我当时16岁，和同学逃亡到湛江。我听到华侨服务团回乡抗日救国，受到极大鼓舞，同时也感到内疚。海外华侨放下优越的生活回来，作为青年我们却在逃亡。我们几个同学感到要向他们学习，于是就回家抗日了。我参加革命就是受服务团的影响”。

　　李光邦回乡后，发动全家抗日，包括母亲、婶母、弟妹等，成为“革命堡垒户”。李光邦，坚决抗日，经历了被敌人烧房、威胁家人等磨难，都是受符克和服务团的影响。他说，“我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学习的服务团的精神”。

　　李光邦非常佩服符克敢于担当、遇有牺牲自己上。服务团副总团长梁文墀在解放后跟李光邦说的一件事让他非常感动。

　　1940年8月，符克决定赴国民党驻地商谈物资分配、国共合作抗日等问题，很多人觉得太危险进行劝阻，都被他以“个人事小、抗战事大”说服。服务团副总团长梁文墀认为符克前去如遇不测对服务团影响太大，就反复提出由自己去，符克说，“我是总团长，这是我的任务，我不能把危险留给你”。符克去之后不幸被杀害，梁文墀非常悲痛。

　　在采访中，耄耋之年的李光邦表示，他特别想跟年轻人说：“多学习烈士的精神，我们今天的生活确实是千千万万的烈士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