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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周锡生 本期策划:杨新华 本期编辑:贾五贝
  随着全国粮食的“八连丰”,知名的黑龙江省五常大米也迎来好光景,大米不仅质量好,价格也是节节攀升,最贵的一斤甚至卖到了199元。但五常市的许多稻农却感受不到喜悦,因为他们辛辛苦苦种出的水稻,卖给当地的加工企业每斤不到2元。农民“汗珠子掉地摔八瓣”种出的优质水稻,缘何才得这点钱? …[详细]
      产业链“失衡”:钱被谁挣去了?
  近年来,黑龙江省五常市因为发展绿色有机水稻,加上多数稻田为天然河水灌溉,五常大米享誉全国。记者在当地走访发现,中等包装的大米,四五十元一斤的比比皆是。精包装大都超过百元,一种抗氧化有机米更是卖出了每斤199元的天价。钱被谁挣去了?稻农反映,许多加工企业低价把水稻收去,“一扒皮”就卖十元甚至几十元一斤。按水稻出米率60%计算,如果企业大米每市斤卖50元的话,水稻价格应该是每市斤30元。可是企业收购价平均还不足2元,去掉企业加工费、包装费,也得十倍利润。 …[详细]
  作为一种常识,产品的收购价和终端价必然存在一定差距。关键是这种价差要合理,要合乎市场供求规律。而评判这种价差的标尺,在于看中间市场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垄断行为或不正当的恶性竞争。而在五常天价大米风波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中间市场的竞争并不充分,中间商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制定“不平等条约”压榨稻农、压制收购价,人为制造了离谱的“价格鸿沟”,进而从中攫取暴利。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欺行霸市的垄断行为,就此而言,五常市的“米贵稻贱”乱象,无疑是一个极为“反常”的经济怪胎。 …[详细]
      卖不上价:农民为何没有话语权?
  农民为何没有话语权?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了五常市农企之间订单的“秘密”。稻农反映:一些企业签了订单不履约,不按订单上的价格收稻,订单反而成为企业单方面约束稻农的工具。安家乡双喜村稻农老李说,他去年和一家公司签了订单,公司承诺如果买其公司的稻种,再把水稻卖给该公司,水稻价格就比市场价每斤高7分钱。可秋收时公司却不收粮,稻农用车把粮都送到公司也不让卸,多家公司联起手来“憋稻”,农民哪能卖上高价。 …[详细]
  这于稻农和消费者而言,这是一个双输的结果:稻农没有享受到终端销售价格的益处,消费者也没有因稻农的低价出售而受惠。既然作为生产和消费两个终端的群体都没有从高价中受益,那么收购价和销售价之间差价所带来的巨额利润,无疑就留在了流通环节。正如有稻农给出的估算:按水稻出米率60%计算,如果加工企业大米每市斤卖50元的话,水稻价格应该是每市斤30元。可是企业收购价平均不足2元,去掉加工费、包装费,企业利润至少在10倍以上。这种现象,从经济学上讲就是“流通暴利”,在农产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详细]
      高附加值:如何让农民分享?
  近年,五常大米的价格越来越高,除稻农的种植因素以外,五常市有关部门的运作及企业的商业广告也起了助推作用。当地宣称,五常大米是全国唯一集“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三项桂冠于一身的“精品大米”,大有成为中国米业的“奢侈品”之势。然而,被不断推高的产业附加值,却大部分进了加工企业以及相关人员的腰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官员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并没有为农民“撑口袋”。 …[详细]
  当地政府的初衷或许是为了扶持稻米品牌,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实现特色大米品牌利益最大化,“一套人马三块牌子”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可是,这种安排从思路上已有忽视产业链最底层的农民利益之嫌。同时,对于自己耕种的产品,农民也应享有议价的权利。如果单个农户在价格谈判中处于劣势,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尝试,当地政府应该支持、鼓励和推动成立合作社等组织,保障农民参与大米的议价。如今“五常大米”已经闯出了牌子,有了更大的利润,那么理应让这样的好事也轮到农民。 …[详细]
投票与调查
扩展阅读
· “米贵稻贱”考问公权执政良心
· 破解“谷贱伤农”的出路在哪?
如何看待 “大米高价农民不受益”
坑农高价米折射监管缺位 农民如何实现共富?
话中音
  五常大米产业链环节的价格畸形不仅是政府管理缺位,农产品流通环节混乱、一些黑心商家趁机谋取暴利的微观问题,更重要的是暴露出农业产业链条上分配等环节的严重失衡问题。
齐鲁晚报 余丰慧
  无论是丰收还是歉收,在利益分配格局上,种养业和农户都位处弱势,很难有支配权和定价权,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中国网络电视台 堂吉伟德
  是谁,在哪些环节过度地分割了主产区农民应有的利润?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农民合作和组织的问题。
东方早报 曹东勃
  弱势的话语权源自不平衡的力量对比,尽管农产品的源头生产者数量庞大,但他们都是分散的市场主体,很难形成合力来与流通过程中的强大企业进行议价博弈。五常大米产区的案例提示我们,作为一级地方政府,应对农民的自主选择和自发合作保持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让各类真正具有内生需求的农民合作组织遍地开花并直接与市场发生联系,而不是由大量臃赘的中间层次越俎代庖,只有如此,才能减少制度性的跑冒滴漏,让广大农民真正共享农业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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