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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开发”叶迪生:盐滩上绽放奇迹之花
2018-08-25 11:06:35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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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8月25日电(记者邓中豪)“1978年底的一个早晨,我正在操场上跑步,突然听到大喇叭里广播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中国要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心想,这可真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记者见到年逾八十的叶迪生。尽管听力已不是很好,但叶迪生仍旧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对“改革往事”如数家珍。

  叶迪生出生于南非一个爱国华侨家中,父亲为他起名“迪生”,希望他能成为“中国的爱迪生”。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叶迪生被分配到天津和平区野玫瑰无线电厂。在这个小工厂里,他很快崭露头角,成为全国知名的半导体专家。

  1984年,国务院决定在沿海十四个省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年12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叶迪生被任命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副主任。

  翻看着老照片,叶迪生深情地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回忆起“春天的故事”。

  “1984年,市里突然让我去建开发区。我是半导体专家,不懂什么是开发区,也不懂什么是GDP。我想开发区怎么也得有片厂房吧,结果到地方一看傻眼了,这里是一片盐滩,盐池河里全是卤水。”叶迪生回忆道。

  尽管如此,叶迪生依然对建设开发区充满信心。当时,改革开放带来的积极变化已经体现在了每个人身上。作为技术专家,二十多年没涨过工资的叶迪生,在改革开放后连涨三次工资,到1979年,他的月工资已经从55元涨到87元。正是看到这些变化,他坚决拒绝了大哥让他去美国发展的恳求,立志以身许国。

  叶迪生介绍,当时天津开发区提出要创造一个“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营商环境要对接国际最先进水平。

  事非经历不知难。“开发区地面上是盐滩,盐滩底下是淤泥。我们冬天铺了石头路,等到春天一看,整条路都沉下去了。”叶迪生回忆道,“往地下打桩,打着打着只听‘噗’的一声,桩也沉下去了。”

  恶劣的自然环境只是困难的一小部分,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才是最大难题。

  为满足企业需要,天津开发区安装了天津市第一台程控交换机。“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装一部电话要等三个月。我们提出,企业装电话必须三天内装完,特殊情况一天之内装完。多出的钱,开发区管委会来补贴。”叶迪生说。

  当时,由于电力紧张,“拉闸限电”“停三开四”在全国各开发区均是普遍现象。“我找电力局局长沟通,电力局局长说‘哪有不停电的?’”叶迪生回忆,“我们提出能不能先保证100天不停电,后来又提出未来三十年都不能停电。”

  为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吸引外商投资,天津开发区喊出“为投资者提供方便,让投资者赢得利润”“企业先赚钱,政府后赚钱”等口号。“我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叶迪生说。

  到1986年,天津开发区已获得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与外商签约数十家,初具规模。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进外资以东南亚和港澳为主。我们最早也派人到香港和东南亚招商,但他们普遍觉得天津开发区‘又冷又远’不愿来。”叶迪生说。

  几经波折,叶迪生发挥专业优势,带领团队成功说服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前来投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去摩托罗拉谈判,摩托罗拉负责人说想在中国生产蜂窝电话。当时国内装部电话得三个月,用‘大哥大’连绳子都不用,市场特别好。”

  “后来我们去韩国,我跟三星公司说,连摩托罗拉都来天津开发区投资了,你们赶紧来吧。三星派人一看,路边立着大牌子‘摩托罗拉预留地’,三星马上同意投资,我们又立个大牌子‘三星预留地’。”很快,大批外资也随之而来。

  如今,当年“没有一分钱财政投资、完全依靠贷款滚动开发”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三千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落户、投资总额超过150亿美元。

  根据商务部的考核评价,2016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21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二,其中产业基础和利用外资均为第一名。

  从一线退下来后,叶迪生仍密切关注着改革开放进程。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大量的文件、报纸和书籍。

  “我虽然八十多岁了,还在不停地充电。”叶迪生说,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他坚信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改革开放的前景会越来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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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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