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到一个地方,专门去看了一下那里的农贸市场。市场里的大鲫鱼只要八块钱一斤,小的三四两,大的有半斤多。当地人告诉我,这些鱼本地人只要有点条件的都不吃,都是商贩拉到外地去卖。因为这些鱼里有激素,都是饲料催大的。”徐如俊委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类似的经历,孙建国委员也遇到过,在他回老家的时候,有菜农指着地里的菜说:“这块地上种的是我们自己吃的,那块地上种的是卖给城里人的。”

　　这样的经历,让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指出的“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依然薄弱”问题,感触颇深。

　　10月25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了分组审议。

　　与会人员指出,在新形势下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任务艰巨,要保证人民群众吃得安全放心,建议制定严谨的标准、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抓紧抓好各级监管体系建设,并尽快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修订工作。

　　制定严谨标准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农业标准体系与建立最严谨的标准、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对农药残留问题,对人体影响比较大的农药要禁止生产、禁止使用,这必须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关于食品标准,首先应界定哪些是可食用的农产品,其次是营养标准,再者是有毒有害残留标准。此外,关于化肥使用要正确对待、合理使用,绿色食品并非不使用化肥,从医学的角度看,化肥才是干净的、绿色的,而人畜粪便是污染很厉害的,许多疾病都是通过粪便传染的。”姒健敏委员说。

　　姒健敏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关键原因在于最严谨的标准问题没有解决。因此,要用严谨的标准把这些规定讲清楚,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要禁止生产和销售,对违法行为要严惩,对生命和健康有益的要正名,要鼓励合理使用。

　　曹庆华委员建议,相关部门要加快完善并出台农药、兽药、化肥、清草剂残留国家统一限量标准,同时用严厉手段打击生产经营制假售假企业,加强源头监管。

　　赵宪庚委员认为,制定严谨的标准,离不开法律的支撑。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2006年制定的,标准化法是今年1月份开始施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和发布,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依照有关法律是什么法律?对标准来讲它的上位法就是标准化法。所以一定要按照标准化法的要求,重新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赵宪庚说。

　　建设监管体系

　　针对监管执法工作仍然存在的薄弱环节,报告建议,通过进一步健全监管执法体制、进一步加强基层监管执法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检测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投入保障等措施,抓紧抓好各级监管体系建设。

　　对此,委员们认为非常有必要。

　　韩晓武委员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要确立“四个最严”的理念,即“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从农产品生产经营到政府的属地管理、部门的依法监管,从违法的行政处罚到刑事责任,一定要建立起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体系。

　　韩晓武建议,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要完善“两随机一公开”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定期不定期开展监督检查,传导压力,促使监管责任和监管措施的落实。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评估体系,积极开展第三方评估,加快推进社会满意度调查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曹庆华指出,基层监管条件差、设备少、人不足、费不够、监管弱,再加之相当一段时间内,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仍是农村生产主要形式,监管对象小、散、多、广,很难统一组织化、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对于监管来说,不管制度体系有多好,千招万招最关键落实是实招,建议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解决基层特别是乡(镇)的设备、人员、经费保障,确保做到检得了、检得出、检得准、能监管。”

　　王砚蒙委员认为,在监管制度方面,要围绕农业产业链条,对农业投入品、产地环境、加工包装等关键节点实施精准监管,科学制定制度规范,落实对农产品生产经营相关主体行为的监管措施,提升农业产业链条监管水平。

　　王砚蒙指出,要加快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协同共治的新局面,破解监管不力的困境,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健全政府相关部门综合协调机制。建立监管部门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协同联动治理机制,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避免监管失位、缺位或错位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强化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实施诚信农产品工程,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和“黑名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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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