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师生关系很特殊,正好读明史时读到张居正与老师和学生的故事:他的一生恩师顾璘,他的得意门生于慎行,两个故事,均非寻常,不由思考一个话题:

　　何为良师?何为高徒?

　　一

　　先说顾璘的故事。

　　顾璘是江苏吴县人,从小就是著名的才子,也是个有性格的才子,21岁中了进士,开始进入仕途,当河南开封知府(从四品)时,得罪了大太监刘瑾的亲信、镇守河南的权阉廖堂,给打入锦衣卫狱。看过电影《绣春刀》的都知道,锦衣卫狱是个很可怕的地方,但顾璘确实清白,出狱后,贬为从五品的广西全州知州。但牛人总是不怕挫折,顾璘最后做到了正二品的南京刑部尚书。一个历经世态炎凉、人生经验丰富的沧桑男子。

　　1537年,明嘉靖十六年,顾璘任从二品的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和河南小部分)巡抚,遇到了一个比他更牛的才子。

　　这个才子时年13岁,从小就有“神童”美誉,他在前一年通过童试,考取了秀才,这次来参加乡试考举人。以他的才华,“中举”是轻而易举的事。在明清两代,“中举”可了不得,意味着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里有个“范进中举”的故事,起初人人都瞧不起范进,但他一旦中举,亲戚邻里包括他那个势利的岳父,都去奉承他。

　　顾璘见到这位神童,欣喜若狂,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不让他中举。

　　这个神童,就是张居正,日后他成为有明一代最牛的人之一。张居正,1525年生于江陵县(今属湖北荆州),时人又称之“张江陵”。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写道:“这时居正的声名,在湖广已经很大,所以主考给他临时的口试,和平常的形式不同。单凭居正的年龄和声名,原有中举的希望。但是因为湖广巡抚顾璘底主张,这次却没有成功。”顾璘是怎么考虑的?《张居正大传》中说:

　　“他认为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便会自满,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这是对于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些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这是御史的事,一切请你斟酌罢。’这次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广按察佥事陈束的欣赏。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竭力拒绝,居正竟没有录取……”

　　神童张居正的少年中举之路,就这么给切断了。三年之后,他16岁,再次参加乡试,顺利中举了。恰好此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张居正到安陆去拜见他,顾璘很高兴,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把自己腰间围着的犀带脱下来,赠给张居正。中国古代官员穿的衣服、束的腰带,根据官阶品位,有着严格限定。在明代,一品玉,二品犀,对于16岁的张居正来说,这是珍贵的赠品,更珍贵的,是顾璘的赠言:

　　“上次你本来就可以中举,因为我的原因,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要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

　　伊尹是商朝初年著名政治家,曾辅助商汤灭夏朝；颜渊即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终生未做官,但后人对其品德推崇有加,被后世尊为“复圣”。顾璘对张居正的期望,是他成为一个“伊尹+颜回”式的伟人,既能建功立业,又有高深学问和高尚品德。

　　顾璘留张居正吃饭,还把自己的儿子叫出来,告诉儿子:这个是荆州张秀才,“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

　　他的预言很准确。但这位经历过官场大风大浪的高级官员欢喜之余,仍然有些隐忧:张居正16岁中举,还是太早了点……

　　二

　　再说于慎行的故事。

　　于慎行是山东东阿人,从小就是个又聪明又勤奋的孩子,17岁便考中举人(比张居正晚一年)。他的性格中也充分具备山东人的执拗与实诚之特征,中举后,主考官对他特别青睐,就提议:在鹿鸣宴(类似于今天高考发榜后的谢师宴,但更有仪式感)上,为你举行冠礼(即成人之礼)!何等锦上添花的美事。但于慎行说:冠礼乃人生大事,需要父亲知晓并同意,他不知道此事,所以,谢谢了。

　　20多岁的时候,于慎行就成为皇帝的讲官(这个职务一般由胡子一大把的资深学者担任),有一天,皇帝拿出宫中珍藏的历代字画,让讲官们在上面题诗。于慎行的字写得一般,他就作好诗,口述后请同事代写。皇帝一看,这诗好,字也好。于慎行如实回答。皇帝很欣赏他的诚实,题写了四个大字“责难陈善”赠他,意在鼓励这位年轻官员平时多给皇帝指出缺点提出建议。

　　于慎行字“无垢”,一生道德人品,都在追求无垢的境界。这方面,充分体现在他如何处理跟恩师张居正的关系。

　　万历初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皇帝年仅10岁,大小事均由张居正做主。因此,张居正一度成为大明朝最有权力的第一人,他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拯救大明于危难中,实现了“中兴”。但权力太大,并不是件好事,张居正变得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也为自己死后遭受清算、差点被开棺鞭尸埋下了祸根。这段大起大落过山车般的历史,正是典型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之命运悲剧,也是对人性最好的检验。

　　于慎行是张居正最欣赏的学生,但他无疑也是“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典型。

　　张居正专横,引发反弹。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专恣不法,结果被下狱谪戍。朝中官员都害怕张居正之势,不敢再见刘台。于慎行不管这些,亲自登门看望刘台。张居正倒不是心胸狭隘之人,这事忍了。

　　但首辅大人忍无可忍的事来了:他的父亲去世,按明朝规矩,官员此时必须尊制守丧,所谓“丁忧”,但张居正正在权力巅峰,怎舍得辞职放下一切回江陵老家待上两年多时间?但如果不辞职回乡,又有违孝道,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怎么办?张居正熟悉律令,就指使门生提出“夺情”,即因特殊原因国家强招本应丁忧的人为官。皇帝批准了这份“夺情”的申请,结果举朝大哗,不少大臣纷纷上书,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酿成了著名的“夺情事件”。

　　张居正很恼火,以粗暴手段来对待反对的官员,但他发现:自己的得意门生,于慎行,也是强烈反对者之一,张居正怒了。一时下朝的时候,张居正截住于慎行,劈头就责问:“子吾所厚,亦为此也?”(见《明史于慎行传》),意思是:你是我的学生,我历来待你不薄,你为何也要跟着那群人胡闹来为难我?于慎行从容答道:“正以公最厚故耳。”正是因为您对我好,我才会这样。

　　沉溺于权力欲望之中不能自拔的张居正,哪里会细细琢磨学生的心里话?暴怒之中,拂袖而去。

　　张居正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在过世前十天,还被加封为“太师”,为有明一代唯一一位在生前受封此职之人。但风云突变,张居正迅速被污名化,张家被抄家,张氏一族,从天堂跌落地狱,时人避之不及,但此时于慎行又挺身而出,冒着触发皇帝雷霆之怒的风险,为张居正鸣不平,他写信给平素与张居正有私怨、此次奉命如狼似虎般前往江陵查办此案的侍郎丘橓,“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可伤……”请丘橓念及张居正80多岁的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幼子,不要过于苛厉,给他们留下活命的机会。

　　在于慎行带头的努力下,皇帝让步了。张居正没有沦落到死后被鞭尸的惨境,他的家人,也没有被赶尽杀绝。

　　三

　　在今天,再读顾璘与张居正、于慎行与张居正的故事,深切感受到:为他人着想,不仅需要善良,更需要智慧和勇气。

　　中国古代强调“天地君亲师”,师生之情,是古人在血缘与婚姻之外最为看重的亲密关系,尤其在古代官场,师或生,皆是极其重要的人脉资源。我们能在史书中,读到师生互相利用甚至狼狈为奸,读到师生恩断义绝甚至反目成仇,但也能够读到师生肝胆相照、同舟共济,还能读到像顾璘对于张居正这般苦心孤诣,读到于慎行对于张居正这般真心实意。

　　何谓“苦心孤诣”?顾璘不是去打造一个神童的神话,不是去炮制一个“13岁中举”的传奇,而是以高度的责任感,来为大明朝培养一个真正的人才。所谓“少年不能顺,中年不能闲”,顾璘是一个人生经验极其丰富的过来人,太了解“伤仲永”的悲剧故事,在开国气象不再、时局岌岌可危的当下,急需用人。他不愿意看到一个天资过人的栋梁之材,因少年得志而浮躁傲娇,因得意忘形而放弃磨砺,最后沦落为唐伯虎那样的风流之辈,空有一身才华,却最终在勾栏瓦肆、醇酒妇人中消磨一生。

　　顾璘初遇张居正,正是后者冉冉上升、光环耀眼之际,顾璘毅然决定让他晚三年再中举,打磨一下他的锋芒,销蚀一下他的自得,阻挠一下他的顺境。对少年张居正而言,这是弥足珍贵的一课:毕竟,人生多坎坷,一个人,实质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何况在大明朝云谲波诡、凶险重重的官场,如果对人生顺境充满不现实的期待,缺乏千锤百炼、咬牙坚持的心理预期,那会死得很惨。顾璘此举,还告诉张居正:一个人,不是光有才华就行的,要坚强自律,内省不足,方能披荆斩棘,坚强前行。

　　从常人的理解,顾璘此举,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并不一定为当事人理解,甚至误解:谆谆教导不就行了么?何必取消人家中举资格呢。但这恰恰是顾璘的苦心孤诣,一个杰出的人生规划师。好在,张居正毕竟是张居正,他得知实情后,感动不已,许多年后,他身居高位,更能理解顾璘的苦心:“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让心感公之知,恩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

　　何谓“真心实意”?于慎行坚持在任何场合,都讲真话。讲真话,特别不容易,甚至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张居正权倾天下时,因为“夺情”一事,于慎行讲了真话,无疑让张居正大为恼怒,以师生之谊逼问于慎行,但于慎行的逻辑是:正因为你是我的恩师,正因为你平素厚待我,所以,我必须要提醒你,此刻舆情汹汹,你若看不清形势,一意孤行,会让自己失去民心。遗憾的是,此时的张居正,已经被权力麻醉,不再是站在顾璘面前、一番话后热泪盈眶的16岁少年了。

　　张居正死后惨遭清算,完全出于皇帝旨意,谁都能看清楚风向,下面执行者,手段愈残酷,愈能显示自己忠君,比如荆州江陵地方官,早几年在张居正回乡时,长跪迎接,恨不能变成孙子,如今听说皇上要抄张居正的家,京城抄家的人还没来,他们就先动手了,把张府老幼妇孺关进黑屋,断粮断水,任其自生自灭,等京城的人赶到,打开黑屋,惨不忍睹:已经活活饿死十七口,其中有三名婴儿。京城办案人员更残酷,张居正长子张敬修不堪严刑逼供,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后自杀:“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丘侍郎就是丘橓,张居正当权时,他不被重用,如今正好找到泄愤机会。相比之下,于慎行的人品,不知比他高了多少。在“夺情”事件中,于慎行因为说真话,也受到张居正打压,但在墙倒众人推、不推不正确的时候,于慎行没有附和,也没有沉默,而是大声疾呼,为张居正鸣不平,为张氏族人求宽恕。因为张居正是他的老师,更因为他坚持自己的逻辑:张居正于大明有大功,虽不符他生前众人吹捧之盛誉,但也没有他死后你们骂的这么差。这个意思,他在给丘橓的《与邱侍郎书》中写得非常明确:

　　“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

　　“皆非情实也!”五个字,真是一针见血!

　　老师对学生,最看重的是“成长”；学生对老师,最看重的是“回报”。顾璘作为老师帮助张居正成长,于慎行作为学生对张居正的回报,不同寻常,令人感佩,可贵之处,是无私,他们只为张居正着想,没有丝毫个人利益。

　　这就是良师。这就是高徒。张居正是幸运的。

　　四

　　张居正也是不幸的:他有一个更重要的学生,明神宗朱翊钧。这对师生,堪称失败的老师、失败的学生。

　　朱翊钧登基时只有10岁,生母李太后属于“虎妈”一类,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老师,当然要选最好的,非张居正莫属了。朱翊钧对张居正也非常信任,“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对老师也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无论是君臣,还是师生,均是难得的佳话,但为何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却差点把张先生给开棺鞭尸了呢?

　　说来说去,还是师生之谊,在封建皇权之下的变异。作家熊召政在长篇小说《张居正》中曾写过这么一段:

　　“朱翊钧长吁一口气,叹道,‘张先生铁面宰相,何等了得,然也——难逃一死。’

　　“张鲸听出皇上的话中含有几分幸灾乐祸,他揣摩皇上对张居正的感情非常微妙:既敬重又憎恨,既依赖又忌惮。敬重的是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十年来把个混乱溃败的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条,憎恨的是张居正对他要求太严,特别是万历六年的那道《罪己诏》,让他脸面丢尽；依赖的是张居正作为他的师相,十年来不仅事无巨细一一施教于他,而且替他排除所有的艰难险阻,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移山心力；忌惮的是张居正独揽朝纲功高盖主,如今天下官员,都议论他这位太平天子,之所以能够端居廊庙四海威服,就靠着张居正这位铁面宰相……尽管张居正严守臣道,对他礼敬有加,但他在张居正面前,总是小心谨慎,像一个生怕做错事情的小媳妇。处理朝政,他对张居正言听计从,但每签发一道圣旨,他又怅然若失——皆因张居正的票拟,他不敢擅改一字……如今,这位宵衣旰食不苟言笑的宰揆,眼看就要油干灯灭撒手而去,皇上在悲痛之余,有几分幸灾乐祸也是情理中事……”

　　张居正死了,朱翊钧解脱了,再没人管教他了,他从一个勤奋的学生,变成了一个懒惰的皇帝,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党争持续,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而东北,崛起了努尔哈赤。大明朝可谓千疮百孔,却没有张居正这样的强人来力挽狂澜了。明神宗死后仅24年,明朝灭亡。

　　自古帝师难为。帝师从来只敢教皇帝如何当皇帝,却不敢教皇帝如何做人。因为“君权神授”,皇帝从来就被视为道德模范,何需人教?但恰恰悲剧的是,许多皇帝品德都有问题,品德有问题却君临天下,注定了封建王朝的悲剧。像朱翊钧,品德是大大的有问题,他恨张居正“威权震主”,借清算他来显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对人不对事,他任性到凡是张居正赞同的,他都反对；凡是张居正反对的,他都赞同,张居正苦心推进的改革,全部废止……所以,这个有明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实质上自毁长城,几乎推倒了张居正的一切努力成果,令人扼腕长叹。

　　朱翊钧品德差,还在于他身为皇帝,拥有天下,居然还是个贪婪的财迷。比如,他强征矿税,是他在位期间的一大硬伤,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写道:朱翊钧为什么要抄张居正的家,是听了诬告“金宝万计,尽入张府”,“这两句,注定张宅抄家的命运。明朝的法律,抄家只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及(三)奸党。居正的罪状属于哪一条呢?不管他,查抄底诏令下来了。许国说:‘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这才是一针见血之言。”

　　事后,朱翊钧很郁闷:抄了张家,并没有抄出多少财宝……

　　轻人而重货——张居正培养了这么一个皇帝学生,确实失败。但这能怪张居正吗?著名学者韦庆远著在《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中揭示:张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势必要引来皇权的反噬,酿成悲剧,张居正死后的凄惨正好诠释了此点。

　　五

　　历史最终为张居正正名,明神宗朱翊钧死后两年,朝廷给张居正恢复了名誉。《明史》盛赞他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梁启超更评价他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于历史有大贡献,但正如《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书中所言: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但他同时也存在“失误、失律和失德”。他的光芒,掩盖了“失误、失律和失德”,他听不进于慎行真心实意的劝诫,也没有顾璘式苦心孤诣的点拨。遗憾的是,只有一个顾璘,只有一个于慎行。

　　自古至今,良师难得,高徒难得。（关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