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03年法国人方苏雅拍摄的四川背夫从泸定背茶到康定的照片。新华社资料片

　　1911年,大清帝国宛如汪洋中的一条破船。这年夏天,帝国西部重镇成都,受聘于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的美国教师那爱德应清政府邀请,动身前往四川西部作一次为期数月的地质调查。

　　那爱德既是地质学者,也是摄影家。沿途,他用黑白相机为后人定格了100多年前四川的山川形胜与风土人情。我注意到了其中的两张照片:崎岖的山道上,几个衣衫褴褛,弓着身子背负长条形重物的人,正在艰难行走。这些照片拍摄于闻名遐迩的茶马古道川藏段。镜头前的主角,就是曾经用肩膀扛起一条古老商道,尔后又渐渐消失于历史深处的天全背夫……

　　要有背夫,就有了背夫

　　最近15年间,我先后七八次前往雅安市天全县下辖的一座偏远小村庄。

　　雅安以西,四川盆地开始向青藏高原过度,大地向着天空的方向缓慢而又固执地抬升。天全县城西距雅安市区约30公里。出天全县城往西,大约八九公里,就是我前往的小村庄。那里,两列青翠的山峰逶迄不绝,中间是潺潺流淌的青衣江支流天全河。小村庄位于其中一列山峰的半山腰。村外,两条小溪汇入天全河。因小溪时常干涸,故而得名大干溪、小干溪。顺理成章的,这座两条干溪旁的村子,也就得名干溪坡。后来,大概是为了寄托一种美好的愿望,改干为甘,遂有了现在的名字:甘溪坡。

　　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的小村庄,几排木结构的房屋依山就势,高高低低地拥挤在狭窄的台地上。一条曲曲折折的石板路斗折蛇行,从村子中央钻过去。大约行走的人太少,铺路的石板角落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苔藓。雨后,苔藓如同青色的地毯,爬行着一只只肥大的蜗牛。白色的烟岚从对面的山巅飘过来,乘着一阵山风,又向远处飘过去。向西遥望,更为高大的山峰连绵如城郭。那里,就是川藏线上的第一道天险:二郎山。村头,一株碗口粗的杉树下,竖着一方两米多高的石碑。石碑上是苍劲的行书:古道背夫铭。

　　15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甘溪坡,就是为了这块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知道了那个业已消失的群体:天全背夫。

　　那一年,天全政府打算为背夫建一座纪念馆,并立一块碑。经朋友推荐,我受邀撰写碑文。一个初秋的下午,秋雨乍停,我来到甘溪坡,并采访了几位当年的老背夫。15年后,为了写这篇文章,翻箱倒柜,我居然找到了当年的采访笔记。只是,当我最近一次前往甘溪坡时,曾经采访过的几个老人只有一个还在人世,且已严重失聪。事实上,虽然做过背夫的天全人数以千计,如今还活在人世的,估计不到十个了。随着亲历者的不断凋零,这一古老的职业终将成为地方史料里几行了无生气的方块字。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尤其是与西藏毗邻的四川和云南更是茶叶的主要产区。与这两个地区唇齿相依的西藏,虽然对茶叶十分渴求,却由于酷寒的高原气候,无法种植,只能依赖川滇茶叶入藏。在以马匹作主要动力的古代,内地主要为农区,不产马匹,西藏却盛产良马。这种出产的互补性使两个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产生了,茶马古道也就呼之而出。

　　据比较可靠的史料记载,茶叶是唐朝时传入西藏的。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即今西藏)时,偶然在帐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常鲁公回答:“这是解渴去烦的好东西,名叫‘茶’。”赞普仔细察看了一下,笑着说:“我也有这种东西。”并命手下人从库房中扛出一大堆。常鲁公一看,果然都是茶叶,而且品种繁多,分别有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和四川出产的各种名品。从那以后,喝茶的习惯传入藏区。这种解渴去烦的东西对以肉和奶为主食的藏族人民来说,是十分相宜的。他们很快就将茶当作了生活必需品——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谚也有“汉家饭果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茶马古道的路线大致有南北两条:一条自普洱茶产地普洱出发,经大理、丽江、迪庆、德钦,到达西藏芒康、昌都,然后再抵达波密和拉萨,尔后辐射至藏南的泽当和后藏的江孜、亚东,或者出境到印度和中亚；另一条由四川雅安一带出发,经天全、泸定、康定、巴塘到达昌都,尔后线路与滇藏线重合。

　　不论是茶马古道的北线还是南线,大多数地区,运输茶叶的都是骡马,并形成了历史悠久的马帮文化。然而,茶马古道北线的天全到康定,这200多公里的路途,其间要翻越难以计数的大山,穿过多条冰冷刺骨的雪水融化的河流,不少路段只有一两尺宽的羊肠小道,且大多行进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高大的骡马根本无法通行。

　　有需要就有创造。无论帝王的意志还是大自然的严峻,都无法阻挡人类沟通与交流的愿望,更何况这样一条关系到两个民族、两个文化区域的重要商道。于是乎,天全背夫的出现成为必然,并因历时上千年的茶马古道而成为二郎山麓的一大“特产”。

　　“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幅旧时茶馆里常常可见的对联,让川茶名扬天下。蒙顶山坐落在距天全只有50公里的地方,相传它的种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不仅蒙顶山产茶,蒙顶山周围百公里范围内的多个地区都以产茶著称。

　　天全一带,自古就有种植茶叶的传统,遍布山间的茶园,已有上千年历史。地方史料记载,天全大规模种植茶叶,始于唐朝初年。其时,“天全东西河流为龙尾峡所阻,水道迫仄,潴为大泽,向有大小海子之称。”一个后来被封为英烈侯的孟姓将军,凿开龙尾峡,从此水流通畅,水患平息。此后,他“于蒙山采茶子,于山谷间遍种之”“教其民以树艺采焙之法”,成为天全种茶之滥觞。载于《天全州志》的一首竹枝词,描写天全采茶的盛况说:“采茶刚趁月光明,大妇相随小妇行,采到春心尖纯处,春愁一缕发幽情。”

　　藏汉接合部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包括天全在内的雅安地区生产的茶叶,绝大多数都用于边贸,人们称为边茶。始于盛唐的茶马互市让天全脱颖而出,天全茶叶声名鹊起；至于天全背夫,也在历史深处应运而生。

　　拐子窝:仿佛用象形文字写就的史书

　　15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甘溪坡采访时,70岁的李攀钰是几个老人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他身体精壮,穿着缀有补丁但洗得还算干净的衣服,大口大口地抽着叶子烟。他坐在一株挂满了红色果实的橘树下,慢条斯理地给我讲述逝去的背夫生活。15年后,我为了拍摄《中国影像方志》之《天全篇》而又一次看到他时,他已垂垂老矣。曾经挺直的背驼了,目光浑浊了。甚至,即便对着他听力仅存的耳朵大喊大叫,他也只能听得见零星的只言片语。至于比他更年长的几位老人,已经先后过世。

　　在我和李攀钰的孙子交谈期间,大约是依稀听到了背夫两个字,老人原本昏暗的目光突然间亮了一下。之后,他长久地注视着门前的小路。——距老人两三米外的堡坎下,古道曲折如蛇,穿过两排房屋后,扎进村后的林子。那就是昔年背夫们往返于天全与康定之间的必经之路。

　　初到甘溪坡的人,都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那就是铺砌古道的青色石板上面,散布着一个个小小的坑窝。这些坑窝,人们称为拐子窝。

　　拐子窝,和天全背夫人手必备的一件重要工具有关。

　　甘溪坡村头的古道背夫陈列室,大约游客稀少,长期大门紧锁——至少,在它修成之后我去过的几次里,每一次都是铁将军把门。不过,透过门缝,依然能看到陈列在角落里的一种两三尺长的丁字形棍子。这就是背夫们终日捏在手中的拐棍,当地人把它称为拐子。这根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拐棍,是背夫们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说,没有它,背夫寸步难行。

　　多年以来,生产好的边茶都用竹条包裹并扎成长条形,称为茶包子。每一个茶包子的重量是标准的:16斤。一般来说,一个背夫一次能背10到15个,最厉害的则能背重达320斤的20个乃至更多。茶包子一个接一个码到木制的背架上,背夫再将背架背负于双肩。路途上的每一天,从早晨出发到傍晚住下来,其间的十几个小时里,背架都不能从背上解下来——解下来之后再背上去极其麻烦,且沿途也很少有那么宽的地方可供解下又背上——因此只能一直背在背上。

　　哪怕铁打的汉子,也不可能从早到晚不歇息,不吃饭,不小便。这时,拐棍就派上用场了:背夫需要停下来歇息时,只需用拐棍的一头撑住背架底部,便能将茶包子的重量转移到拐棍上,从而得以歇口气,喝口水或是撒泡尿。

　　拐棍除了作为休息时的支撑,背夫还依靠它涉过险急的溪流,走过泥泞或积雪的山路。有时在山间遇到野狗或蛇虫,它又是自卫的武器。拐棍底部用坚硬的金属包卷,以延长使用寿命。意想不到的是,一代代背夫手持拐棍接力般地行走于途,在拐杖底部金属的一次次敲击下,古道上竟形成了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小坑。从天全到康定,无以计数的小坑仿佛是一部用象形文字书写的史书,忠实而深刻地记录了茶马古道的辉煌,也记录了天全背夫的艰辛。

　　李大爷的记忆

　　翻开15年前的采访本,我当年写下的采访手记依然清晰。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有着淡淡秋日暖阳的下午,除了李攀钰外,其他几个老人中,还有另一个也姓李。他年事最高,做背夫时间也最长。因而,大多时候,都是他在回忆。可惜,当时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只好称他李大爷。

　　采访之前,我以为背夫是专职。李大爷明确告诉我,专职的背夫确实有,但非常少。他们绝大多数本身都是种地的农民,每到农闲,趁地里农活少,出来兼职做背夫,以便挣一笔庄稼之外的额外收入。想想也是,天全地处山区,满目青山,耕地少而珍重。如果只从土里扒食,压根儿就养不活一家人。幸好,只要身强力壮,只要吃苦耐劳,还可以当背夫。以甘溪坡为例,当时村里的男人,只要是能动弹的,几乎都做过背夫。

　　李大爷记忆中,天还没亮,他就在家里急忙吃完早饭,走到十多里外的天全城,从商号取了茶包子往回赶。一直要走到满山暮色,才又回到甘溪坡。家中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又背着沉重的茶包子,向西边天际更高更陡的大山缓缓前行。从天全到康定,如果背得轻的话——所谓轻,一般指背10个以下的茶包子；来回一趟需要11到12天。如果背得重的话——所谓重,一般指背10个以上的茶包子——李大爷自豪地说,他的最高纪录是20包半——来回一趟则需要15天。

　　去时负重,回时也不会闲着。从天全到康定,背夫背上是茶叶；从康定回天全,背夫背上换成了羊毛。今天,天全到康定已通高速,100多公里的路途,不过几十分钟行程。但在高速通车之前,即便已经有了川藏公路,由于要翻越二郎山,大部分路段崖陡坡险,汽车也需要好几个小时。更何况,在既没有汽车也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的年代,背夫们必须背负两三百斤的茶包子,一会儿穿行于原始森林,一会儿涉过冰冷湍急的小溪,一会儿攀上白雪飞舞的二郎山垭口,一会儿贴着崖壁小心地从两尺宽的石埂上越过万丈深渊……尤其天全多雨,一年有200多个雨天,其行路之难,就像天全民间俗话所说的那样:“天天下雨天天溜,没有鞋爪子钉钉,上不了梅子坡顶顶。”——梅子坡只是县城附近一座低矮小山,其行走已是如此艰难,何况横亘在盆地与高原之间那些三四千米的大山。所以,当年的行走极为狼狈,当地人称为“上山学牛叫,下山做狗爬。”种种艰难与危险,哪怕几十年以后再追忆,我也能感受到几个老人的沉重和辛酸。

　　背夫们背上除了茶包子,还有沿途要吃的粮食。从天全到康定,虽说大山纵横交错,但就像藏在林间的甘溪坡一样,每隔上十多里路途,就会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村庄或集镇。不论村庄还是集镇,一定会有供来往背夫歇脚的驿站——当地人把这种最低档的既卖简单食品又提供住宿的驿站称为幺店子。川话里,幺,也就是小的意思。像甘溪坡,它是茶马古道出了天全后的第一座村庄,当年便有好几家生意兴隆的幺店子,并有茶马古道第一站的美称。

　　脚基坪、紫石关、小渔溪、长河坝、两路口、鱼通沟……哪怕背夫生涯业已结束几十年,李大爷对那些曾经熟悉的驿站依旧如数家珍。幺店子都提供饮食,但出于节约的天性,背夫们都是自带玉米面和玉米饼,以及盛水的葫芦。白天忙着赶路,累了饿了,伸出拐棍将背架一撑,吃两个冷玉米饼,喝几口冷水就算午餐。如果能靠着大树或岩石打个盹,那就是天大的享受。黄昏时分,远远地看到幺店子门前的青布帘招,艰难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又可以得到一夜的休息。于是,在老板娘的招呼下,背夫们次第放下背架,走进院子,一个接一个地借用幺店子的锅灶,拿出自带的玉米面,煎几个玉米饼,熬半锅玉米羹。按惯例,幺店子都会出售豆腐。对住宿的背夫,一律赠送豆腐一块。许多年过去了,李大爷还记得鱼通口那家幺店子,“那家的老板娘姓啥我忘了,只记得脸上有麻子,手脚麻利,做的豆腐又白又嫩,每个背夫都送一块。晚饭就是玉米饼、玉米羹和烧豆腐,胀得肚皮痛,还想吃。”

　　这种幺店子收费低廉,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十块钱左右,当然也极为简陋。甚至,就连床也没有,全是地铺。偌大一间屋子,地上铺着稻草,稻草上是一张和屋子同样大小的席子,席子上是一床和屋子同样大小的被盖。至于枕头,是从山上砍来的一根脸盆粗的大树,从中剖开,便成为一个两丈长的横跨一间屋子的巨型枕头。这样的“床”,能睡下二三十个人。晚上,背夫们吃过简单的晚餐,迫不及待地倒下睡觉。虽然跳蚤与臭虫成群,汗臭与脚臭弥漫,但疲惫是最好的安眠药。片刻之间,屋子里便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打鼾声、磨牙声。与此遥相呼应的,是从幺店子背后的深山老林里,偶尔传来的猫头鹰凄苦的夜啼……

　　关于背夫的两个故事

　　李大爷一家几代人都做过背夫。在我的采访笔记里,记录了他讲的关于背夫的两个故事。

　　故事之一是甘溪坡附近某山村,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头猪。猪养肥了,打算弄到山下城里去卖。路又陡又窄,没法像山下那样把猪装进用竹条编成的猪篓再抬进城。无奈,只得请了力气最大的一个背夫,把猪背下去。谁知,活着的猪不比茶包子,不断在竹篓里挣扎。要命的是,当背夫小心地贴着石壁经过一道高高的悬崖时,猪的挣扎终于让背夫失去平衡,连人带猪跌了下去。等人们从远处绕到山沟时,人和猪都已气绝身亡,唯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儿在弥漫。为了赔偿背夫,养猪的这户人家只好变卖了祖传的两亩地。

　　故事之二的主角是李大爷的父亲。民国二十五年,即公元1936年,国民政府开始修筑从天全到康定的公路。这段历史,我曾见过摄影家孙明经当年拍的照片。他的镜头前是一群正在赶路的背夫,背夫脚下,不是逼仄的山路,而是宽阔平整的刚完成的毛坯公路。至于背夫所背的东西,也不是茶包子,而是供筑路工人食用的大米。孙明经为这幅照片题写的说明文字是:“天全川康公路之背米者。过飞仙关而至天全,再向西南行,在二郎山一带,公路蜿蜒于群山之上,高2900米,森林密布,人烟绝迹,工程艰巨,路工所食之米,需自雅安等地背负数日之行程,前往施工地带接济。现公路已修通至泸定,与旧道相汇合。”

　　孙明经可能不知道的是,筑路期间,天全背夫除了背米,还背过死人。据李大爷讲,由于工具太原始,环境太恶劣,筑路工人不得不腰系长绳,悬在半空作业。为此,工地上每天都有人遇难。这些遇难者的尸体,绑在一块木板上,背夫把木板连同尸体一起背到天全。根据路的远近,有时要背两天,有时要背三天。因为背的是尸体,幺店子自然不同意入住,背夫们只能露宿于凸出的山崖脚下。夜里,凄风苦雨,四周一片昏黑,近在咫尺的林子里,传来野兽的哀鸣。眼前除了一堆微弱的篝火,只有一具渐渐发臭的尸体……

　　女背夫更加艰难和憋屈

　　按我最初的想象,背夫这种以命相搏的职业,只能属于男人,且只能属于精壮的年轻男人。然而,采访中却得知,行走在天全到康定这条古老商道上的,除了男人,竟然还有女人。与男背夫相比,女背夫更加艰难和憋屈。

　　天全山间多竹,每到三月,春笋竞发。其时,家有女背夫的人家就会钻进竹林,捡一些笋壳回家。就像背夫离不开拐棍一样,女背夫还得多一样装备,那就是笋壳。小心擦去笋壳上的绒毛后,再用剪刀略作修整,使其两端卷起,呈一个凹槽形。女背夫领取茶包子上路之前,一定会记得带上几片笋壳。

　　原来,背夫从早晨出发到晚上住店,其间,背架不能从背上取下来。男背夫小解时,只需用拐棍撑住背架即可。性别不同,女背夫没法像男背夫那样。女背夫只能将笋壳贴近私处,让尿液顺着笋壳的凹槽流到地上,以免打湿裤子。

　　天全地处民族交界处,自古多匪。虽说背夫们总是十个八个结伴而行,也未免有赶不上队伍而落单的。尤其是女背夫,常常沦为匪徒抢劫甚至凌辱的对象。至于一间房子就是一张超级大床的幺店子,女背夫也只能放下尊严,和那些陌生男人挤在同一床被盖下。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草根来说,所谓尊严,远不如能够让他们活下去的几块散碎银两更重要、更实在……

　　那么,如此含辛茹苦地背一趟,到底能挣多少钱呢?李大爷的说法是,就普通背夫来说,如果背十来个茶包子的话,大概能挣5块大洋。其时,一块大洋能买25斤大米。放到今天,也就四五百块钱的样子。十多天辛劳,只有四五百块钱收入,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彼时彼境,100多斤大米,却是一家人赖以活下去的全部希望和支撑。对这些卑微的生命来说,活着,哪怕艰难地活着,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苍茫茫的天涯路

　　蜜蜂采蜜,没想到采来了一个百花争艳的春天；为了生计而奔走的背夫,他们一定也没想到,一代接一代的行走,支撑起了一条古老而繁荣的商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藏汉两个民族的沟通与交流,正是通过一双双布满老茧的肩膀和双脚来完成的。

　　前面说过,茶马互市起源于唐朝。对唐朝来说,除了想在经济上增加财政收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考量。也就是以茶治边。因此,历代中央王朝对茶马互市的政策,时时都在调整。总体来说,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由国家专营,一种是公私皆可经营。唐朝末年,朝廷下令所有种茶户必须把茶树全部移植到官方茶场,茶叶产销全由政府垄断。北宋初年,又改由专门的茶户种茶并焙茶,政府专款收购后再经营。北宋末年,开始实行茶引法,也就是商人可以经营边茶,但要向政府交钱取得茶引——相当于今天的配额。明朝初年,为了执行羁縻政策,朝廷对茶叶严加管制,茶引制改为引岸制,即由国家固定产销地区及课税标准。鉴于天全的重要性,朝廷在天全县城设置了茶马司和茶局,负责茶引批验。调运茶叶的工作,全部交给军队,以至于“十里为铺,铺有兵,兵有程,月有给,苟不如式,罪罚随之。”为了杜绝民间私贩茶叶,法令竟严酷到“私茶出境者与关隘失察者凌迟处死”的地步。至于茶树苗和茶籽,更是严禁运出藏汉交界的飞越岭和马鞍山。直到明朝中期的弘治年间,朝廷对茶叶的严管终于不再,政府开始允许私人经营,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是故,从15世纪末年的弘治年间起,以茶叶为大宗的边贸给天全带来了一个富庶锦绣的花样年华。

　　天全下属的始阳镇,是仅次于县城的第二大镇,也是曾经的边茶集散地之一。如今,始阳镇略显杂乱的房舍之间,鹤立鸡群地残存着一片老建筑。这片老建筑虽然破败,却依然以高大的梁柱和精巧的结构、庞大的体积透露出曾经的宏伟。这就是世代经商的高氏家族筹巨资于清朝初年修建的茶叶仓库。据考证,它也是茶马古道上最大的仓库。清朝中期,由于经营不善,高氏家道中落,仓库被朝廷收购。如今,它已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残存的面积仍超过两千平方米。

　　一张附录于清代《天全州志》中的始阳地图则显示,就在这片弹丸之地上,曾经修建有众多会馆,如山西会馆、陕西会馆、贵州会馆——会馆,是同一籍贯的商人们敦叙乡情,沟通有无的会所。此外,还有武庙、奎阁、文昌官和书院等一系列公共建筑。几十年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在川西考察期间来到天全,事后撰文称赞始阳镇说:“庙宇甚多,建筑均颇宏丽,商贾以茶叶和布匹销售为主。”

　　如果说这些繁荣是台前的话,那么在台后为繁荣默默效力的,就是籍籍无名的背夫。没有他们的艰难行走,就没有这些繁荣昌盛。

　　救命树和暗号树

　　深入天全考察之前,我一直以为,从天全通往康定的茶马古道只有一条,也就是李大爷他们所走的那条。随着考察深入和查阅地方文献才得知,事实上,背夫们接力于途的古道有两条。一条,就是从天全向西经甘溪坡而行,即李大爷和甘溪坡背夫们世世代代走的这一条。这一条沿途多是高山峡谷,道路狭窄危险,因而称为小路。小路又有新路和旧路之分。旧路通行于唐朝到明初；新路通行于明初至上世纪40年代。无论旧路还是新路,都需要翻越险峻的马鞍山和二郎山——李大爷对当年经行的马鞍山记忆犹新。他说,由于地势高峻,每年九、十月山中就大雪纷飞。有时候,雪把路完全盖住了,只能用拐棍把雪推开,才能隐约看到路基。

　　与小路相对的是大路。大路又称始阳路。从雅安或名山而来的茶叶,西行进入天全境内的多功坝后,溯荥经河上行,翻过飞越岭,经汉源后抵达泸定,进一步到达康定。大路初辟于隋朝,唐朝以降,历代都有修整和拓宽,相当于政府养护的官道。与小路相比,大路更安全也更好走。不过由于绕道,所耗时日更多。对许多背夫——尤其是家住小路旁边的甘溪坡一带的背夫来说,他们的首选仍是更加危险的小路。

　　匪徒拦劫,野兽出没,道路崎岖,山洪和泥石流迅雷不及掩耳,背夫生涯危机重重。作为天全末代背夫,李大爷曾遭遇过多次危险。一次是在长河坝遇到抢劫的土匪,幸好腿脚灵活,跑得快,趁着土匪抓住他之前扔下背架跑进了茂密的林子——对沉重的茶包子,土匪没有兴趣。另一次是在门坎山遇到山洪。即将跌进山谷之际,山崖上的一株栎树挡住了他。“要不是那棵栎树,哪里还有人哦,又哪里还有我这满堂儿孙哦。”几十年过去了,李大爷对那株有救命之恩的栎树饱含感激。

　　经由天全作家李存刚指引,我们一行沿着简陋的石板路穿过甘溪坡。村子里静悄悄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如同几十年前那些趁着农闲去做背夫的先辈们一样。尽管退耕还林后,基本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但要想手头有几个钱,要想让生活质量更高一些,还是得出外打工。偶尔能看到三两个老人和妇女,面容沉静。当然,还有留守在家的儿童。他们清脆的笑闹声与村后树林里传出的画眉声交织在一起,让这个沉寂的小山村多少有了一些人间烟火的温暖和柔情。

　　走到村子最西边，一栋废弃了大半边的木屋旁，有一块小小的台地。台地上，杂草过人，草下横卧着一株树。树早枯死，没有树叶，甚至也没有枝桠，只余下光秃秃的树干，叫人无法分辩它到底是一株什么树。走近细看，树身上有许多用刀刻下的痕迹。

　　李存刚告诉我，背夫时代，背夫们从天全县城或是始阳镇领到茶包子后，家人一般都会送到甘溪坡。在这里，家人依依惜别，看着背夫佝偻的身子，慢慢被远处的林子和山峰吞没。由于路途遥远，沿途又杀机四伏，背夫的行程常有不测。为此，背夫与家人分别前，就在路旁的这株大树上，用刀刻下一个记号，并约定返程日期。

　　到了约定日子，家人见背夫没回来，就到树前去察看。如果发现当初刻下的记号被削去，就表明背夫已经从康定安全回来，并到天全或始阳去排班，准备下一趟行程了。如果记号还在，那多半凶多吉少——背夫还没有回来，他们要么因种种无法预料的原因耽搁在路上，要么作了异乡的孤魂野鬼……

　　大约就是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刻画与削平，原本生机勃勃的大树终于干枯并倒下，成为茶马古道上一处令人扼腕的冷风景。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真实地唱出了背夫家人对远行者的期盼与担忧：“阳雀叫唤口朝天，小妹望郎一天天。白天黑夜望郎归，迟迟不见郎回转。” 古道背夫铭

　　天全多山，县城却幸运地据有一片两山之间的坝子。所谓坝子，乃是川话里对小型平原的称谓。坝子西缘，两山越靠越近，湍急的天全河就从两山缝隙里潺湲而过。这里，古称碉门，盖因两侧山峰对峙如门，是进入藏区的咽喉要道。到了清朝，政府在这里修筑关楼，管理进出商贾，故又称为禁门关。如今，不论碉门还是禁门关，都是天全县城的代名词。

　　距早就荡然无存的禁门关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家开设在一栋极为简陋的老房子里的小吃店。小吃店没有店招，因旁边是川藏公路上的一座大桥，人们便把它称为桥头堡。这是一家十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的网红店，店里出售的食物只有两种：鸡肉抄手和麻辣鸡块。

　　“出了禁门关，性命交给天”，这是几十年前天全背夫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作为进入藏区之前的最后一站，出了禁门关，意味着从盆地进入高原，意味着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险，意味着不动声色的高原和林莽里充满令人窒息的杀机。只有当背夫们顺利地把茶叶背到康定，再背着康定的羊毛顺着古道一步步走下高原进入盆地，遥遥地望见对峙如门的碉门时，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才会油然而生。于是，哪怕最贫困最节俭的背夫，也忍不住要到路边店里买一碗酒喝。

　　这种潜移默化的风俗，慢慢演变为后来许多自驾或是骑行入藏者的仪式：进藏前，在天全作最后的休整与补给，其间一定要到桥头堡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抄手。如是，一种壮行的感觉油然而生。出藏后，同样的鸡汤抄手又有了凯旋接风的意思。

　　15年前，我和两个朋友坐在桥头堡吱吱呀呀的木楼上。楼下，几十只刚从乡下收来的土鸡不时在笼子里发出傲慢的长鸣。我们就着麻辣鸡块和鸡汤抄手，痛饮当地出产的猕猴桃酒。酒后，我开始为渐行渐远的天全背夫撰写那篇后来勒石于甘溪坡的《古道背夫铭》。

　　如今，西康高速已经通车，天全就位于高速路旁；正在修筑的川藏铁路，也将在天全设站。曾经充满喧哗与骚动的甘溪坡，远离了高速和铁路，孤零零地掩埋在一片翠绿的林子里。只有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或许还会专程绕道而来。他们顺着陡峭的山路盘旋而上，走进村庄，观看一番，感慨一番，尔后离去。

　　高大的石碑下，一种古老的生存方式已然落幕。甚至，正在被遗忘。

　　然而，正如我在撰写碑文时认定的那样，那群面目模糊，没有留下姓名的背夫，我们有理由铭记他们，纵然他们已经随着那条古老的商道消失在历史深处……（特约撰稿　聂作平）

【纠错】

责任编辑： 黄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