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江西省农业园编印的治蝗手册

清末农书 《捕煌要诀》

1944年9月27日《解放日报》：太行各县剿蝗大捷，消灭飞蝗五百万斤

1944年2月，印度曾出动战机灭蝗

　　眼下，举国上下仍在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努力着，但我们仍然没有忘记向朋友伸出援手。近日，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应对蝗灾的首批援助应急物资，还计划向东非派出应急蝗灾防控工作组，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和物资支持。

　　东非蝗灾暴发，一度让全球绷紧神经，而那时大致正值疫情肆虐，竟有乐观的中国网友表现出特有的东方幽默：“蝗虫来了也不怕，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油锅，起锅烧油，再来点儿椒盐，简直不要太好吃！”还有的网友说：“沙漠蝗虫是没有毒的，尽可放心食用，就算携带病菌，只要油锅够热，炸久一些就没事了。”

　　听到蝗灾，第一反应不是恐惧，竟是馋了，咱如此乐观与豪气，不全是因为心态好，也是因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绝大多数地区都没再暴发过蝗灾，绝大多数国民完全不知道蝗灾有多么可怕。

　　不论蝗虫还是病毒，带来的均是灾害，我们只有先知之然后才可能战而胜之。今天，我们就带读者朋友了解一下近百年的战蝗史——也许您还不知道，咱的晋冀鲁豫边区当年是全国的先进典型呢——历史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应对大规模灾害时，有一个科学、负责、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政府，是多么重要。

　　蝗虫成灾时

　　可令食者中毒致死

　　大约一百年前，北京发生过几起小规模的蝗灾。

　　1920年8月26日，北京《益世报》报道：“京郊各县因久旱不雨，已发现蝗虫，京城亦发现甚多，下午八时之间，半空约飞过千万只，几如群雁之遮天。”一群蝗虫从北京过境，数量大约千万，黑压压一片，几乎把天空都遮住了。

　　1922年10月30日，《益世报》再次报道：“通县城北沙窝村一带，秋禾早登，且已种麦，因天气甚佳，麦苗极茂盛，不料近日忽发现一大批蝗虫，啮食不少，闻已有富室某女士给价收买，每斤四枚，乡民踊跃，连日扑灭数百斤。”通县闹蝗灾，阔太购买蝗虫，村民每卖一斤，可得四个大子儿（一个大子儿是一枚面值十文的铜元）的报酬，所以大家踊跃捕杀蝗虫，几天捕杀几百斤。

　　阔太为什么要从村民手里收购蝗虫呢？是为了支起油锅吗？是为了大快朵颐吗？绝对不是，人家是在用自己的钱做慈善，诱导村民尽可能多杀蝗虫，希望控制住蝗灾的规模，减轻些蝗灾的危害。

　　1927年8月1日，北京《晨报》报道：“京西杨家坨及沙沟一带，于前日上午六时余，忽有大宗蝗虫自北方漫天飞来，纷纷落于田间，瞬时将高粱、玉米、谷子等全行吃尽，农田中竟成光杆。该处一带农民观此情形，无不仰天而叹。”蝗虫吃光庄稼，农民为啥不还击？为啥不支起油锅美餐一顿呢？难道他们太穷，没有油锅？或者虽然有锅，却没有油？真正的答案是，他们不敢吃，也吃不下。

　　蝗虫没有成灾时，确实是高蛋白食品，可烧烤，可油炸。但当几万只、百万只、千万只成年蝗虫集合起来，它们分泌的激素就会突然改变，不仅会散发出一种让人闻了就想呕吐的浓烈气味，而且还能让捕食它们的人类、飞鸟和鸡鸭纷纷中毒，轻者呕吐，重者昏迷，严重者致死。

　　没有枪没有炮

　　昆虫局主要负责对付蝗虫

　　1927年深秋，山东也闹起蝗灾，省政府专门成立“治蝗委员会”，请富有经验的老农和熟知蝗虫习性的昆虫学家一起指导如何灭蝗，后来总结出《治蝗十条摘要》，第一条摘要就是“不可吃蝗，易致病患”，第二条则是“不求治蝗，但求治蝻”。

　　所谓“蝻”，是蝗虫的幼虫和虫卵。虫卵孵在土里，幼虫不会起飞，都可以通过翻耕、暴晒、驱赶、填埋、火烧等方式捕杀，以绝后患。但只要幼虫成年，长成了蝗，又成千上万只聚集起来，那就很难捕杀了。凭借民国前期的技术手段，国民只能望飞蝗而兴叹，别说支油锅没用，就是出动千军万马，动用机关枪和迫击炮，也只能将大片蝗虫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而没有办法将它们就地消灭。

　　1944年2月，二战尚未结束，印度西北部闹蝗灾，盟军出动六十多架战机灭蝗，基本不见成效，后来改成喷洒农药，才将蝗灾暂时遏制。民国时期的中国既缺战机，也缺农药，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只能土法上马，尽力灭蝗。

　　北洋政府在内务部下面设立了“全国防灾委员会”，又在农商部下面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还要求下辖各省成立“昆虫局”（某些省份称为“植物病虫害防治所”）。防灾委员会负责抗洪、抗旱、抗地震、抗蝗虫；农事试验场负责改良种子、改良耕作方式、摸索治蝗办法；昆虫局的主要功能就是对付蝗虫。

　　国民党政府做得更具体，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等经常暴发蝗灾的省份，安排了“治蝗委员”“治蝗专员”“治蝗督办”，又在各县设立“治蝗分会”，还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的村庄搞起了“捕蝗合作社”，让昆虫学家和农技师长期驻守，指导农民防治蝗灾。

　　鸡鸭大军

　　只能吃掉幼虫

　　现在网上流传的那些治蝗秘方，除了支油锅这一条太不靠谱，别的手段民国时期都用过，包括出动鸭子抗击蝗虫，在北洋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积极推广。

　　比如说，1920年秋天，天津东部各乡闹蝗灾，蝗虫吃掉一半庄稼，随后飞往别处，当地乡民赶紧养鸭，中小地主则养至几千只，为的就是让鸭子捕食蝗蝻，以免第二代蝗虫大量繁殖，引发下一轮蝗灾。

　　再比如说，1932年初春，苏北大旱，官方预计会闹蝗灾，派治蝗专员分赴各县，给农民发放鸭苗。万一蝗灾来临，亿万母蝗在田地产卵，老百姓可以将蝗卵翻出地面，让鸭子捕食。集体出击的成年蝗虫是有毒的，鸭子绝对不会吃，但是蝗虫的幼虫却能成为家禽的美食，不仅鸭子爱吃，鸡也爱吃。

　　如今短视频平台上被疯狂点击的那些用鸡鸭大军出击蝗虫的镜头，实际上只有可能出现在成年蝗虫过境以后、幼年蝗虫长成以前。也就是说，第一轮蝗灾已经暴发过了，该损失的都已经损失了，人们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放出鸡鸭捕食蝗蝻。蝗蝻不会飞，跑不远，相对容易对付。如果是遮天蔽日的飞蝗，鸡鸭是不敢吃的，也根本来不及吃。

　　不过，没有羽化的蝗蝻一样可以迁徙，它们虽不会飞，却能爬行，甚至还能过河。笔者祖父在世时，经常讲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原蝗灾：成年蝗虫把庄稼吃成光杆，瞬间腾空而起，去祸害下一个地方，虫卵则留在原地，慢慢孵化。你到田里去瞧，白花花的盐碱地一望无际，鼓起一个又一个小坟包，坟包里就是数以亿计的蝗蝻。坟包越鼓越大，越鼓越高，“啪”的一声炸开，无数小蝗虫爬出来，一边啃食着庄稼的根茎，一边寻找更多的美味。如果附近有沟，它们会爬过沟渠。如果附近有河，它们会像行军蚁一样滚成圆球，然后毫不迟疑地涉河而过。无边无际的幼蝗滚进河沟，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响，尘土飞扬，浪花飞溅，暗绿浓稠的排泄物堵塞河道，那阵势比大军压境还要吓人。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站在蝗阵之中，听着无边无际的咀嚼声，闻着无边无际的恶臭味，会呕吐，会昏倒，会在瞬间失去求生的欲望。

　　迂腐官员不知蝗虫从何而生

　　竟让农民下海捞虾

　　民国报纸上也报道过幼蝗过河的新闻：“磁县南区水鱼网村，村东南发现大批蝗蝻，方圆约有十里，自东南向西北移动，所过之处，田禾一空。行至澄河时，虽水流甚急，而蝗蝻均能在水面上安然渡过，毫无畏惧之状。蝗蝻均系黑背灰腹，长约半寸，并无飞翅，唯在前领导者则是老蝗，以翅飞行。凡老蝗飞到之处，小蝗亦必随之而至。老蝗飞时，哗哗有声，真有遮满天空之势，但其落止也只在树上。其飞过之处，树木之叶无一留存，刻下西北区之居民正在派人堵击，而迷信者更为八蜡庙奉神演戏，祝免天灾，殊可笑也。”（1927年9月10日《益世报》）

　　这篇报道里的农民分为两派，一派试图堵截蝗虫；一派只能求助于神力，在八蜡庙前搭台唱戏。什么是八蜡庙呢？就是祭祀农神和相关鬼怪的庙宇，后来因为蝗灾惨烈，大约在明清时演变成专门供奉蝗虫的虫王庙。

　　古人缺乏昆虫学知识，不知道蝗虫从何而生，更不知蝗灾因何暴发。直到民国初年，还有迂腐不化的官员认定蝗虫是鱼虾孵化出来的。1918年河北闹蝗灾，治蝗督办印发《捕蝗须知》，竟然让农民下海捕虾，因为“蝗为虾子所变而成”。官吏如此愚蠢，百姓又能聪明到哪里去呢？1943年河南商丘蝗灾，当地老太太面向西北，集体祭拜，从篮子里拿出供品、鞭炮、黄表纸，一边磕头一边念念有词：“蚂蚱爷，蚂蚱奶奶，俺来给您磕头赶香烟，您老都拐回去吧，给俺留碗饭吧！”看见有人捕打蝗虫，就有老太太上前阻拦，还向蝗虫求情：“俺说恁是神虫，恁给俺留个人情。谁说恁是蝻子，恁给他吃成光杆子！”

　　中原大蝗灾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功治蝗

　　民国时期蝗灾不断，规模最大的蝗灾却发生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的河南。根据国民党政府的不完全统计，在那两年当中，河南共有九十一个县遭受蝗灾，至少一千三百万亩耕地颗粒无收，将近四分之一人口被饿死。这场蝗灾之所以如此剧烈，原因有四：第一，1938年黄河决口，大批良田被淹，然后盐碱化，只能撂荒，而蝗虫最喜欢在荒草凄凄的环境下产卵；第二，中原战争不断，政权割据，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帮助农民统一灭蝗；第三，老百姓在战乱和饥荒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既没有灭蝗的能力，也没有灭蝗的动力；第四，如前所述，官府愚昧，民众迷信，找不到可靠的治蝗方法。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原大蝗灾期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应该是治蝗最积极也最有效的政权，从1944年到1946年，边区政权用两年多时间成功控制住了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的蝗灾。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是发挥了强大的动员能力。边区有剿蝗总指挥部，各行政公署有剿蝗分部，各县、各区、各乡、各村都成立了剿蝗队。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也有联合剿蝗组织，彻底杜绝以邻为壑。村民本来一盘散沙，在边区政府领导下，都成了半军事化的组织，一个大村组成一个中队，一个小村组成一个小队，相邻的村合成一个大队，每个剿蝗队都有明确分工。太行军分区还派出八路军一二九师与村民并肩作战，义务灭蝗。到了捕杀蝗蝻的季节，在县城上班的行政干部纷纷下乡，中小学的师生也暂时停课，拿着小铲子和小扫把，下地翻找蝗蝻。

　　其次是摸索出了比较科学的灭蝗方法，包括烟熏、火烧、挖沟、填埋、灯光引诱，甚至还动用了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生化武器。为了避免被蝗虫的分泌物熏晕，为了避免感染疾病，青壮劳力都用湿毛巾堵住口鼻，老弱妇女负责用大锅烧水，为毛巾消毒。每个剿蝗大队还配备一名军医，有人呕吐或晕倒，马上送到帐篷里救治。

　　再次，边区政府开展宣传，破除迷信，拆除虫王庙，对积极灭蝗的妇女予以重奖，对捕捉不力和漏报灾情的干部予以重罚。从成人到小孩，都可以凭借捕杀的蝗虫和蝗蝻换取奖励，比如一斤蝗虫可以换一斤小米，一斤蝗蝻可以换两斤小麦。

　　现在我们回看这段历史，应该可以总结出一条也许并不新鲜的结论：在应对大规模灾害的时候，有一个科学、负责、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政权，实在是非常重要。（文并供图/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