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赶“急活”，一步对标典型村

　　高质量脱贫一直是各贫困地区追求的目标。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在脱贫攻坚最后冲刺阶段，一些地方为迎接脱贫验收，盲目拔高脱贫标准，有地方甚至用乡村振兴典型村的目标来要求扶贫干部。由此滋生出的一些怪象、暗藏的一些隐患，亟待严格遵照中央所定扶贫标准加以破解。

　　既要帮忙增收入，还要帮助搞卫生

　　“贫困户家里不干净要被批，家里漏水也要被批。”华南某驻村干部最近对半月谈记者说，上级部门要求对已达到脱贫标准的贫困户居家环境进行改善，但受贫困户自身因素影响，工作很难推开。

　　一些贫困户因为自身懒惰，不愿意搞卫生，工作组只能不断动员这些贫困户。有些贫困户被动员了很多次，卫生环境没有变化，还反倒一脸嫌弃，认为扶贫干部常去家里，打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除了打扫卫生，还得给贫困户买家具。“不能走进贫困户家里发现空荡荡的。这主要是为了响应领导的调研要求。”南方地区一位扶贫干部说，最近他们花了4万多元帮村里贫困户买床、买沙发、买碗柜，以提升贫困户的家居生活环境。因扶贫资金不能随便使用，这笔钱就从驻村工作队的办公经费和党群经费中出。

　　在西部某省，农村饮水安全的标准是“1135”，即在水质可靠前提下，老百姓取水水平距离不超过1000米、垂直高度不超过100米，每人每天用水量不低于35升。

　　半月谈记者在该省某县了解到，当地属高海拔山区，山高坡陡，许多地方找不到水源点，只有靠天吃水，因此建设小水窖是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重要措施。其中某村目前有700多个小水窖，户均在2个以上，能够达到饮水安全标准。但村里最近又实施了一项城乡供水巩固提升工程，家家户户要通自来水。“本来编制的饮水补短板项目是今年一年实施的，但为了迎检，领导要求半年做完。”项目负责人表示压力很大，只求不被问责就行。

　　盲目对照、层层加码

　　事实上，脱贫目标拔高，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之前贫困地区就出现过看病过度兜底等做法，引起上级部门高度重视。为什么脱贫攻坚收官之际，仍有不少地方出现拔高目标的现象？

　　“最近有相关部门到村里检查，指出贫困户家里卫生环境差、生活用品不全、厕所不达标，要求我们整改。”华南地区某扶贫干部说，有的检查部门其实自己都没有搞明白脱贫的标准是什么，只是拿着当地典型村的标准要求该村也要达到同样标准。

　　这位扶贫干部介绍，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这些典型村引来了更多的帮扶资金，早已远超脱贫标准，有的甚至已达到乡村振兴典范标准。

　　今年受疫情影响，前期很多中小学生在家上网课。在中部某贫困县，一些边远山区因为还没有4G网络信号或信号较弱，不少家长很有意见，“天天都在喊扶贫，连个网都没弄好”。对此，一名干部回应，当地去年就已通过了省级脱贫攻坚考核评估，村级网络是能够达到脱贫验收标准的，但与群众期待还有差距，不过只要有投诉，政府都十分重视，努力协调运营商解决，“有时候翻山越岭，只为给一两家人拉光纤”。

　　此外，不少扶贫干部反映，目标拔高的背后，也有层层加码的原因。“地方负责人拔高目标，是担心目标定得低，基层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打折扣的情况，导致目标完成得不实。”一名扶贫干部分析。

　　高质量脱贫不能盲目拔高标准

　　“面对脱贫攻坚倒计时的紧迫压力，一些地方干部心态过于急躁。”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一位县扶贫办主任说，有的地方为出成绩，想着一步到位，从而导致盲目拔高标准，甚至不惜打着脱贫攻坚旗号大举借债。

　　部分扶贫干部分析认为，高脱贫目标，一定程度上是高质量脱贫的体现，但是不能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拔高，特别是将乡村振兴的目标愿景与脱贫攻坚考核简单挂钩。

　　西南地区某深度贫困县驻村干部认为，脱贫标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这是中央定的标准。但我们国家地域辽阔，要在紧扣国家标准、聚焦核心指标的前提下，量力而行。

　　具体而言，在有些深度贫困地区，本身有很多欠账，要加大投入补齐短板，地方自身没多少财力，只能确保“两不愁三保障”达标；有的地方条件好一些，已经脱贫的，要继续巩固脱贫成效；还有些地方，有剩余帮扶资金的，可以再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计划。

　　不少扶贫干部认为，要按照“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要求，及时对重点对象实施救助，扶持措施也要动态监管，避免过度扶持和扶持不够的问题。（记者 李雄鹰 向定杰）

　　2.图省事，公益岗成权宜计

　　就业扶贫信息员、体温测量员、饮水安全管护员……在短期突击式脱贫、图简便省事等心理作用下，一些地方开发出远超需求、五花八门的扶贫公益岗。本该用于促进扶贫的好举措，不能变为让脱贫对象丧失脱贫志气和积极性的昏招，须严禁扶贫公益岗简单分发指标，或沦为“安排人”的权宜之计。

　　一个村有101个扶贫公益岗

　　西部某深度贫困县目前对外宣称有11989人在扶贫公益岗上就业。该县有一个贫困村，全村贫困户有189户，贫困人口933人，设扶贫公益岗101个。

　　这些岗位基本都归贫困户，有绿化保洁员、信息联络员等就业援助岗位63人，护河员4人，护林员21人，管水员3人，医疗协管员2人，地灾巡查员1人，护路员7人。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这些村扶贫公益岗每人每月工资从400元到1000元不等，资金主要是由帮扶单位提供。

　　“在这些岗位上的人中有一些是收入不稳定的贫困劳动者，像家里生病的，不能外出务工的。有的家庭可能夫妻两个人都在扶贫公益岗就业。”当地某扶贫干部说，只要这些贫困户的收入达到标准且稳定脱贫没什么风险了，这个岗位就可以转给其他人。“岗位是动态调整的，同一岗位不是一直都由一家人担任，后续脱贫后，如果还有资金来源，这个扶贫公益岗还会提供。”

　　西南地区某村原本有11位保洁员，其中6位是贫困户，他们负责村里的保洁卫生工作。按照上级要求，今年该村又增加了临时扶贫公益岗。

　　这类岗位每3个月轮流一次，第一批3位贫困劳动者，第二批2位贫困劳动者，第三批3位贫困劳动者。“这些岗位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村里保洁工作主要还是由原来的11位保洁员在做。”该村驻村干部说，这些临时扶贫公益岗每人每月工资800元。

　　“我们会算收入账，一旦有返贫风险，安排扶贫公益岗增收是一个重要途径。”该村扶贫干部说。

　　旱涝保收，扶贫公益岗易滋生矛盾

　　由于“活少、责任轻、有收益”，一些地方的扶贫公益岗成“香饽饽”，甚至出现争公益岗位的情况。某些深度贫困地区甚至将有劳动能力的大部分贫困群众纳入扶贫公益岗，搞“雨露均沾”。

　　西南某地驻村干部反映，该村扶贫公益岗数量主要是县里下发的指导数，即使村里的事情不需要这么多扶贫公益岗，也不行。

　　“我们一般先私底下物色条件合适的贫困劳动者，让他们到办公室来谈，而且会交代他们不要到处说。”该村驻村干部说，因为扶贫公益岗的指标有限，名额下来后分给谁就成了麻烦，处理不好就会在贫困户之间造成矛盾。

　　此外，扶贫公益岗容易在贫困户中助长等靠要思想。“很多村其实没有那么多事情，一些贫困劳动者不干活也可以拿到钱。”一位扶贫干部说。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认为，部分地方的扶贫公益岗变了味，不仅没有达到政策初衷，还滋生一些不好的苗头。扶贫公益岗是一种兜底脱贫的措施，本没有必要过多设置，因为旱涝保收的扶贫公益岗可能会使不少贫困户成为一个特殊利益群体，到脱贫摘帽后，难以“动”这块福利。

　　扶贫公益岗不能用于潜规则，不能分发了事

　　扶贫公益岗之所以趋于过滥，背后折射出一些地方短期突击式脱贫心理。一些扶贫干部坦言，开发更多扶贫公益岗，不仅操作起来难度小，而且省时省事省心、见效快。

　　脱贫攻坚收官之际，一些地方已出现或者正在形成一种潜规则：不再将符合条件的村民新增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而是将他们作为村里边缘户对待，同时为他们安排了扶贫公益岗，“保障”他们有稳定收入。

　　一线扶贫干部认为，在设置扶贫公益岗时，不应只图简单省事、“分发指标”，而应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各个岗位的职责，做到岗位设置合理、岗位责任明晰、村内治理有效的目标。

　　此外，针对在日常监管中容易出现“上不上班没人管，干多干少都领钱”的情况，应加强对扶贫公益岗的日常管理，发挥其应有作用。（记者 向定杰 李雄鹰 杨静）

　　3.受冲击，扶贫车间运行难

　　时下，由于受疫情冲击，部分地区扶贫车间出现订单不足和产品积压问题，一些被村民寄予希望的扶贫车间或停工，或闲置，有的地方扶贫车间“命悬一线”。看到扶贫车间停工闲置，部分村民有点丧气。在脱贫攻坚冲刺期的当口，这一直接影响脱贫攻坚收官成效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今年能够活下去就是好事”

　　受疫情冲击，一些扶贫车间订单减少，尤其是承接外贸订单的扶贫车间受冲击较大，不同程度地出现停工和闲置情况。

　　中部某省有处扶贫车间面积达500平方米，带动2户贫困人口就业脱贫。半月谈记者看到，20多名妇女正加工校服。“今年能够活下去就是好事。”车间负责人表示，工人现在完成的是2019年签订的单子，今年订单同比少了1/3。

　　另外一处作为产业扶贫就业帮扶基地的制衣厂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订单不好接，利润薄。目前，该制衣厂正在赶制一批童裤，用工10人左右，这远低于宣传栏写的30人的用工规模。

　　一家入驻扶贫车间的某体育用品公司负责人关老板介绍，2019年企业入驻了5个扶贫车间，今年关掉了2个。由于外贸不畅，大批量的货物积压在义乌仓库，企业正想办法外贸转内销。

　　在关老板已关停的一处扶贫车间内，半月谈记者看到，车间院内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加工设备全无，仅剩墙上挂着的扶贫标语。

　　中部某县较早启动扶贫车间建设，共投入1亿多元建设扶贫车间107个。该县扶贫办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2019年年底以来，全县闲置的扶贫车间有2个，35个扶贫车间受疫情影响停工。

　　扶贫车间盘活也困难

　　由于经营形势堪忧，部分参与扶贫车间的企业负责人已“无心恋战”，扶贫车间管理上也出现松懈苗头。半月谈记者在一处闲置的扶贫车间看到，易燃物品随意摆放，电线乱扯乱接。

　　闲置的扶贫车间要想找人“接盘”，非容易之事。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部分闲置的扶贫车间选址在交通不便的贫困村，区位优势差，产业抗风险能力低，盘活面临困难。

　　一位扶贫车间的负责人坐在车间内，身后是大量闲置的缝纫机 冯大鹏 摄

　　中部某县扶贫车间带动就业5635人，其中贫困人口938人。而伴随着用工量和用工时间减少，部分脱贫户收入减少。有扶贫干部担心，扶贫车间直接给贫困户带来收益，如果长期难以恢复正常经营，将直接影响到脱贫攻坚最后验收的成效。

　　亟待以市场手段推进精细化管理

　　作为一种精准扶贫的模式，扶贫车间成为各地吸引贫困群体就业、稳定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载体。

　　然而，部分地方扶贫车间领域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倾向，有的县尚未建立扶贫车间的市场化管理机制，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扶贫车间中的市场问题，发展规划和市场引导不足。

　　受访基层干部认为，培育产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要顺应市场经济规律，敬畏“无形的手”，管好“有形的手”，学会行政和市场手段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

　　同时，扶贫产业的选择须因地制宜，不能脱离县域经济实际和当地特色，要把扶贫车间建在产业链或产业集群上，以增强抗风险能力。

　　伏牛山区某县扶贫车间曾有一家电子企业入驻，因“水土不服”迁往县城。地方政府研究后，决定依托当地绿竹资源，引进一家生产竹筒粽子的食品企业，产品供不应求。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县建乡管村有”是扶贫车间管理的一种方式。县里将扶贫车间建好后，把扶贫车间产权移交给村，招商、安全生产、配套工程等由乡镇和村具体负责。

　　基层干部建议，充分考虑乡镇政府的实际能力，强化上级政府对乡镇扶贫产业的引导，细化对扶贫车间的管理。如招商应由县级政府牵头、全县一盘棋，避免产业同质化和发展缺规划等问题。（记者 孙清清 冯大鹏）

　　4.求“包圆”，消费扶贫依赖症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帮扶单位带头参与的消费扶贫切实推动了贫困地区产销对接，给乡亲们的脱贫吃下了定心丸。然而，部分扶贫农产品过于依赖帮扶单位“包销”，自身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还可能被无良商家“薅羊毛”。全面脱贫在即，“照顾式”消费扶贫逐步退场，扶贫农产品销售应创新思路，开拓稳脱贫需要的产品销售之道。

　　500元慰问金=半斤茶叶？

　　“喏，500元的慰问金，只买回半斤茶叶，口感还很一般，家人没一个愿意喝的。”中部一高校老师说，5月份工会为老师采购慰问品，选择的是学校定点帮扶贫困地区的茶叶，“虽然大家都觉得价格虚高，但也都知道这是为了扶贫嘛……”

　　今年春节前，东部某公司为员工发放慰问套餐，采购自北方某贫困地区。有员工比价发现，套餐总价及其中多款农产品单价比市场价高出不少。例如2斤小米套餐价35元，某电商平台售价19.8元；茶树菇75元1斤，在网上买35元1斤。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福利采购，如今已是消费扶贫的重头戏。很多有对口帮扶任务的单位，大家对慰问品的采购来源与组成更是熟悉到可以背出来。不过，有事业单位员工透露，一些扶贫农产品摆在网上的照片看着光鲜，自己领到手的外观和质量却和宣传对不上：“唉，谁都知道这些农产品不要也得要，遇上质量问题也没法退货，就当献爱心了吧。”

　　价高质次，甚至可能是“三无产品”，似乎已经是不少人心中对扶贫农产品的刻板印象。不过，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这样的农产品，其实未必真是扶贫农产品。一些中间商钻政策空子、薅扶贫羊毛的算盘，已经响了很久。

　　某电商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扶贫农产品关注度高，帮扶单位采购量大，还有人专门买扶贫农产品献爱心。正因其商机巨大，一些原本只卖普通农产品的商家也打起扶贫农产品的旗号，借此把价格定得更高，销路还稳稳扩大。基层干部透露，做礼盒生意的商家尤其得利，库存都趁此“良机”消化得差不多了。

　　华南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其实扶贫农产品也没有严格界定，有些商家拉上一两个贫困户入伙，或者从他们手中收购一点农产品，就敢大肆宣传自家卖的都是扶贫农产品。

　　一方面是帮扶单位只能“愿打愿挨”，另一方面是无良商家可以“予取予求”，扶贫农产品销售为何陷入“包销”怪圈难以自拔？

　　乡亲的赚头还不够运费？

　　扶贫农产品到底是怎么得上“包销依赖症”的？半月谈记者在基层听到了干部群众带着苦楚的分析。

　　没标准也没渠道，着了中间商的“道”。西部某扶贫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部分贫困地区农业种植现代化、集约化水平低，农产品标准难以统一，加上深加工能力缺乏，产品在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打不开销售渠道，只能依赖中间商。

　　“再实惠的便宜货，经过三四层中间商倒手，也成了‘天价货’。”这位扶贫干部一语道破。

　　想外销却没通道，收入没有运费高。某电商平台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一些贫困地区有优质农产品，却没有良好的道路，好收成拉出去都犯愁，更别提冷链运输物流调度了。就算磕磕绊绊运出去，时间、运费、损耗，都已搭进去不少。这也使得贫困地区无力在“包销”之外蹚出自己的路。

　　今年春节前后，华南一名扶贫干部给内蒙古的朋友寄了一箱当地有名的贡柑，运费高达209元；后来又给浙江的同学寄了20斤贫困户试种的奈李，运费花了146元。“要是乡亲们卖货都像我一样包邮，赚头都不够运费的！”回想起来，这名干部满是无奈。

　　跟风种植特色少，上了电商也难搞。华北一名扶贫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不少贫困地区的农产品还是大路货居多，到处都卖大米小米杂粮菌类，缺乏区分度，难以形成品牌。

　　某电商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贫困地区农产品打不出特色种植的旗号，就算上了电商平台，也很难打开销路。不过他也坦承，现在贫困地区青壮劳力外出务工的不少，留守田园的老年人也实在缺乏发展特色种植的条件。“商品同质化、价格又不亲民，只能依靠平台引流量、政府发补贴来维持销量。”该负责人说。

　　转思路才有真出路

　　全面脱贫收官在即，产业扶贫正是快马加鞭之时。不过，专家提醒，即将脱贫和已经脱贫的贫困地区应尽早将产业扶贫的发展思路调整至市场频道，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打造农产品品牌方面下真功夫。

　　采访中，多名扶贫干部认为，扶贫农产品认证体系规范化建设是一大急务。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目前相关部门已在推进该项工作，不过标准仍显模糊。专家建议，为求贫困地区脱贫后仍可保有长久发展动力，可考虑将扶贫农产品认证与绿色农产品认证、有机农产品认证等体系对接，有效提升扶贫农产品信誉与美誉。

　　全国政协委员刘延云建议，政府应提供资金和政策倾斜，引导更多物流企业在贫困地区关键物流节点新建、改建现代化仓储流通体系，提升物流能力，减少贫困地区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有效提升品质和价格竞争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建议，推广“农户+经销商+消费者”超短供应链模式，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精准对接，在产地完成农产品集聚、分级、加工、包装，并引导电商平台进一步下沉，直接发货至消费者。同时，还可以依托销售地直营店、前置仓、融合体验店等多元新渠道，将扶贫农产品推广至更广阔的消费者群体中间。

　　在扶贫产品展销会上，扶贫企业代表（右）向采购者介绍扶贫农产品 陈钟昊 摄

　　打破扶贫农产品“包销”怪圈，技术因素要紧，人的因素同样要紧。不少扶贫干部认为，摘帽之后的贫困地区首先要考虑千方百计引有能力有技术有资源的“新农人”返乡，重塑乡村发展生态，激活乡村市场化发展前景，从种植技术培训到销售平台技术，新型经营主体等乡村稳脱贫新兴力量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记者 郑生竹 陆华东 李雄鹰）

　　5.为迎检，材料扶贫又抬头

　　脱贫攻坚决战，气势如虹。然而，有干部反映，在脱贫验收压力下，资料表格填写占用了大量精力，“脱贫攻坚决胜咋成了资料决战呢？”冲刺期须切实落实中央反形式主义的精神，真正让扶贫干部将精力放在脱贫实效上，确保脱贫成色。

　　有新增，有重报，没日没夜填表格

　　华南某村有5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入脱贫攻坚冲刺期后，该村第一书记明显感到要填写的资料比以前更多了。这名第一书记说，精准扶贫工作开始后，村里每一户贫困户都有一个不断更新的建档立卡帮扶记录本，记录本上对贫困户家里的基本情况、帮扶措施等有清楚的记录。但今年以来，上级单位要求针对贫困户额外制作一张明白卡，且明白卡需要每月更新。

　　“明白卡上填写得密密麻麻，主要是贫困户的基本信息，还有采取的帮扶措施、收入情况及帮扶干部、帮扶单位等。”这名驻村第一书记说，刚开始没有模板，每张卡一个小时都填不完，而且规则经常调整，导致明白卡的内容不断变化。最近驻村干部很多精力都耗在明白卡上，50多户就是50多张，熬了多次通宵才完成资料填写。

　　这位扶贫干部反映，除了明白卡，还有更加“磨人”的扶贫信息系统需要不断填写，而且扶贫信息系统本身还不完善，在不断修正，导致部分资料往往几经填写。

　　西部某地驻村干部反映，今年仅住房资料信息录入，就有两个App系统需要录入，再加上去年的一个App系统，共有3个App系统需要录入。“村里有200多户贫困户，干部只能没日没夜填写，每天像打仗一样。”

　　补材料、搞培训，一切为了迎检

　　为什么会如此？扶贫干部认为主要还是为了迎接验收检查做准备。

　　有扶贫干部认为，此前一些扶贫的资料台账方面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在国家第三方评估、普查前补充完善。但很多资料表册之前已经做了，现在重复摸底、填报，导致人力、物力的浪费。

　　南方某村第一书记说，为了迎接最终的脱贫验收，最近几个月，该村一直在对近几年各种扶贫项目的合规合法性进行审计巡查，有帮扶单位的审计部门到村里审计，也有当地政府组织的审计巡查等，主要就是为了查漏补缺。

　　西南地区某驻村工作队队长反映，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也在查漏补缺，完善各种资料，住房、医疗、教育、产业等资料，都要重新检查一遍。仅饮水工程这块，就包括安全饮水台账、运行记录台账、管护台账、饮水安全明白卡等。

　　“审计巡查的时候，有很多非专业的人参与，他们只是照本宣科，但每一户每一个人情况肯定不一样，巡查之后就要被整改，整改就需要提供各种资料。”一名扶贫干部说，往往很多被整改的问题本身就不是问题，只因为巡查的人不太清楚扶贫工作。

　　此外，为了让贫困户在接受脱贫普查时能够说明白这几年享受的政策，一些地方正在进行贫困户明白政策宣传的培训，而这些工作也需准备大量资料。

　　让扶贫干部有更多精力投入实干

　　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明确提出既要严格控制向县级以下发文的数量，又要精减基层向上级报文报表的数量。

　　事实上，一些扶贫干部已经感受到不少转变。“为什么要在贫困户家门口贴一张明白卡，就是为了上面来的人，能够看得明明白白。”华南地区某扶贫干部说，但省里下来检查的工作队现在已经不看明白卡了，都是直接与贫困户对话问答，这些明白卡有时看起来是“自娱自乐”。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和暴雨洪涝等，对部分地区的扶贫产业项目和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冲击较大，亟须扶贫干部应对。许多扶贫干部由衷地希望：一些不那么必要的表格、资料填写等工作，应该尽量减少，让扶贫干部腾出更多的时间，将精力放在调整受到疫情和自然灾害影响的产业项目上。（记者 李雄鹰 向定杰 杨静）

　　6.防返贫，三类群体风险大

　　进入脱贫冲刺期，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已经或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小康，但也有刚脱贫又遭遇疫情、汛情叠加的脱贫“遇困户”，未能享受帮扶政策的贫困“边缘户”，脱贫基础不扎实的脱贫“边缘户”三类“易贫群体”，存在返贫致贫风险，需要多措并举，为其稳步小康“加油鼓气”。

　　脱贫“遇困户”：最怕灾害毁所有，一场大病困全家

　　洪水过后，中部某省脱贫户曹雪娥清点产业受损情况后十分难受。2018年摘掉贫困帽，去年承包数百亩水田收入近30万元，今年她借了近30万元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没想到一场洪水突袭，即将收割的早稻全部被淹。

　　7月7日，在湖南桑植县凉水口镇，一处农田被洪水侵袭 陈振海 摄

　　一些贫困户刚刚脱贫，底子薄、抗风险能力较差，一旦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或重大疾病等，存在返贫可能。

　　某贫困地区一名脱贫致富带头人告诉半月谈记者，茶叶产业是当地主要的脱贫产业，但今年春茶采摘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受疫情影响，难以找到足够的采茶工人及时采摘，很多鲜叶枯萎。本来行情就不好，加上茶叶卖相受损，5000多亩扶贫茶园的茶叶至今还有不少积压在仓库里。”

　　部分受访基层干部表示，今年疫情和部分地区较重的汛情叠加，给脱贫攻坚工作带来新挑战，少数脱贫群众存在因疫因灾返贫风险。

　　西南某地一位帮扶干部介绍，村里发展了百香果、食用菌、水产养殖等扶贫产业，在这次汛情中都受到冲击。“一些贫困户家的鱼塘被洪水冲毁，深度贫困地区原本产业发展薄弱，部分刚脱贫的家庭面临返贫风险。”

　　此外，因病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一些扶贫干部表示，在脱贫攻坚中，各地建立健全针对贫困群众的医疗保障体系，减轻他们的就医负担。但值得关注的是，因病返贫风险不仅来自巨额的医疗支出，也包括因病丧失劳动力带来的收入减少。

　　西部某地70多岁的贫困户冉茂婵如今是家中的顶梁柱。2018年3月，她的儿子刘德宏因病瘫痪在床，才刚脱贫几个月的家庭陷入困顿。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年初，孙女突发颅内出血入院治疗，巨额的医疗费用再一次压在了老人头上。帮扶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县里通过帮扶单位及社会捐赠筹集了20万元，帮助他们家渡过眼前的难关。

　　贫困“边缘户”：本来条件差不多，政策待遇差别大

　　除了一些已脱贫群众存在返贫风险，少数贫困“边缘户”也存在致贫可能。

　　中部地区某贫困县村民欧阳小汝家有3个年幼的孩子，丈夫外出务工的收入，勉强够维持一家吃穿用度，日子虽清贫也算稳定。但去年底，欧阳小汝被诊断患癌症，劳动能力丧失，医疗支出高达10余万元，这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顿时陷入困境。欧阳小汝说，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90%以上，自己不是贫困户，不能享受到这一报销政策。

　　尽管在了解欧阳小汝家的困难后，当地给予了及时帮扶，并将其纳为低保户，但像欧阳小汝这样面临致贫风险的贫困“边缘户”并非个例。在采访中，一些贫困“边缘户”说，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比，他们的经济条件原本相差不大。这几年，在脱贫攻坚中，贫困户在住房、产业、医疗、教育等方面得到一系列政策扶持，如此一来，政策扶持力度不及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边缘户”逐渐成为“相对贫困”。

　　半月谈记者在西部某贫困地区看到，村里不少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政策帮扶下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与一些“边缘户”的住房条件反差很大。今年52岁的杨昌洪一家仍住着有几十年房龄的联排老木屋。杨昌洪解释，家中只有自己一个劳动力，每年外出务工能赚3万多元，收入虽在贫困线上，但日子仍比较困难，匀不出钱修房子。

　　杨昌洪告诉半月谈记者，同样是修建房屋，像他们这种贫困“边缘户”享受的补贴有限，建房花销相比贫困户要多数万元。他希望帮扶政策的延伸面能更广一些，给予他这样生活较为困难的非贫困户更多帮助。

　　一些基层干部也表示，贫困“边缘户”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的政策扶持差异，导致部分贫困“边缘户”的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反而逐渐弱于昔日的贫困户。

　　西部地区某村石漠化严重，产业发展基础薄弱。48岁的村民梁云贵一家三口生活于此。“一年1万多元的收入，除去孩子上学的花费，就只够家里的日常开销了。”梁云贵说，自己也曾尝试寻找增收渠道，但既不能享受贫困户的贷款、产业奖补等政策，又缺乏技术能力，一直处于收入虽在贫困线上却发展能力欠缺的尴尬位置，如果家里遭遇点意外开支加大，就可能真成了贫困户。

　　脱贫“薄弱户”：稀里糊涂被脱贫，弄虚作假藏隐患

　　少数地方精准脱贫工作不精准、不扎实甚至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指标脱贫等，埋下返贫致贫的隐患。

　　西南地区某深度贫困县，一名农村人口安全饮水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在明知此前当地25个贫困村饮水水样送检不合格的情况下，仅凭个人经验判断就认定水质达标，并在相关安全饮水巩固提升项目竣工验收报告上签字，导致这25个贫困村的贫困户虽然通过了脱贫验收，但饮水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2019年底，当地经过整改，相关贫困村的饮水水质才全部达标。

　　不久前，某地纪委监委通报了一起在脱贫攻坚中弄虚作假、虚报脱贫的问题：2018年，一贫困户李某家危房改造因故未动工，在此情况下，当地村支书以年底前可完工为由，提前将李某确定为年度脱贫户，镇里分管扶贫工作的副镇长、扶贫办干部也将其作为脱贫户上报，并在明知冬季建房存在质量隐患的情况下多次督促加快施工进度，致使李某新建房屋存在质量问题，无法入住。

　　半月谈记者梳理近年来各地通报的案例发现：有的规划给贫困户养殖12头猪作为扶贫产业，实际连猪圈都没有；有的贫困户只养了3头猪、1头牛却登记成10头猪、6头牛；有的干部在对村民开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排查暨扶贫对象回头看”入户调查工作时，未经村民同意就代替村民在入户调查表上签名等。

　　这些精准脱贫工作不精准、不扎实甚至弄虚作假的行为，必定会影响脱贫攻坚质量，导致少数贫困群众脱贫基础不牢固，埋下返贫致贫的隐患。专家建议，国家在即将开展的脱贫攻坚普查中，要对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指标脱贫等问题进行全面和重点摸排，并督促各地加快整改，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记者 熊家林 李凡 覃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