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
记者:过去大概十年的时间,经济危机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您觉得经济发展需要转型吗?
郑永年:中国经济发展当然是另外一个转型,出口型要转向内需型,这就需要建立消费社会。但是消费社会怎样建立呢?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社会改革上去了。
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存款,因为“房奴”、“孩奴”,需要解决住房和教育、医疗等保障问题。中国经济能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依赖欧美肯定是错误的方向。中国的调整就需要建立消费型社会。说来说去,就是建立中产阶级。如果接下来几年能够把中产阶级做大,那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也不需要“维稳”了。
记者:城市化是不是正确的方向?
郑永年:现在对很多城市的官员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土地的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把人家的土地剥夺了,这个更惨。现在有些地方城市化已经过度了,需要的是巩固,要把人的城市化放在优先的位置。
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官员对于城市化没有正确地理解。他们以为城市化就是把城市做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农村人口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城市化要和农村的建设齐头并进,而并不是说要把农民的土地拿过来进行城市化。否则土地城市化了,人倒还没城市化。有些地方已经过度了,造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农村化。欧美也一样,城市化并不是说农村就不重要了。过不了多少年,中国人就会怀念起乡村生活。
记者:现在要壮大中产阶级,瓶颈在哪里?
郑永年:从历史上来看,中产的壮大不外乎通过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教育、医疗这些保障要做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成长很快,但中国的中产阶级缺乏制度保障,今天的中产说不定明天就可能变成贫穷阶层。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中产就是靠自己的存款,小孩上学了马上就变成了“孩奴”,买了房子就变成了“房奴”,一家人中有人得个重病,可以倾家荡产,因为没有保障。所以要把社会建设做起来,把社会保障做起来。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的责任,让人们的收入慢慢增加。在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增加。(本网驻新加坡记者 陈济朋 胡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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