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甲午，统治者醉生梦死，全不顾社稷安危。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家族统治，朝廷解决“心腹之患”胜于“肘腋之患”，以至于割地赔款在所不惜，封建王朝内部勾心斗角，为防范李鸿章坐大，清政府宁愿养着八旗和绿营，也要坚决遏制北洋舰队和北洋陆军的发展。清朝末年的党争是历史上最复杂最严重的党争。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主战的帝党，不明敌情盲目自信，一味主战，背后希望借此机会夺权；主和的后党，实际控制朝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消极备战迎战，力主调停。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尤其是在用人打仗上甚至到了赌气用事的地步，非我族类，一概不用。

    大敌当前，需要上下一心，号令一致，令行禁止，政令军令畅通无阻，但当时的清廷，君臣各有盘算，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东沟一战，北洋水师惨败，李鸿章奏请南洋水师支援，朝廷下旨：“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为由拒绝。旅顺陷落前夕，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一面积极表态：“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同时又自贬南洋官兵：“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要求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故意为难北洋，最终未派船舰助战北洋。

    此时非彼时，来时非今时。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得到警醒，而不能悲观消极、造成误判。今天的中国，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强大的民族团结，积累了深厚的发展基础。要高举和平发展大旗，以应有的大国心态、全球视野，在国际竞争的大棋局中，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信心满怀地开创中华民族幸福美好未来新时代。

    二、经验主义是创新发展的大忌，摆脱羁绊一定要超越思维定式。

    近代中国，闭关自守，即使国门被列强洞开，“睁眼看世界”逐步成为上下共识，但甲午战争前后，中体西用的思维仍主导整个朝野。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东亚具有扩张野心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此时的大清朝，依然以“天朝上国”傲视“蕞尔小邦”，在军事战略指导上更是没有方向。

    在推进军事变革上，只引装不纳制。日本按西方军制全面改造军制，从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勤务保障等方方面面实现了近代化。而清军还是沿用冷兵器时代的制度机制，用管理陆军的办法管理新式海军，虽然进口了大炮军舰，制造了一些武器弹药，也换了军装，训练了新军，但总体上在军队军制、军事指导和作战方法上远远落后。在战略预判、有针对性备战上铸成大错。

    在发展装备上跟进意识不强，不适应紧迫战争准备需求。1890年，北洋水师2000吨以上的战舰有7艘，共计吨位2.7万多吨，日本海军2000吨以上的战舰有5艘，共计吨位1.7万多吨。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了6万多吨，北洋水师却没有增添任何舰只，且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而且北洋水师的舰上火炮炮弹不足，质量不好，型号不一，有药无弹、有弹无药的问题突出，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舰而不裂，有的根本无法装入炮膛。黄海战前半个月，英国驻华公使赫德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糕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

    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永远是新生事物的绊脚石。一百多年来，世界军事变革一刻也没有停止。我们要汲取历史惨痛教训，用敏锐的思维、宏阔的视野感知世界、跟进变革。海湾战争以来，战争形态和样式急剧变化，美军近年来相继提出“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全球军事打击”等军事战略，军事指导理论变化之快前所未有。我们既不能原地踏步，也不能亦步亦趋地追赶，而要立足自身条件，搞清楚强敌是谁、从哪里来、用的什么武器、软肋是什么，有针对性地进行战争准备，充分发挥我们的优长，瞄准敌人的死穴，只要敌人敢于来犯，就要确保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三、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但应对挑战一定要超越海洋。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史上，都是围绕逐鹿中原争夺王权、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从来都仅仅是把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从不予以重视。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国门，列强随之破浪而来，清政府仍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海权时代的到来，迟迟不能超越大陆意识、陆战思维，造成战略视野狭隘、军事指导落后、装备发展迟滞，成为最终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长期不重视发展新军种。直到1884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朝野大惊，才引起了一场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清政府不以为然，不予采纳。也是1884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光绪帝才颁布“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成立了海军衙门，组建北洋水师，但投入远远不够。截止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用于修筑炮台、船坞和筹建海军购买舰船的费用总计3500万两白银，仅占同期清政府财政开支的2%，远远低于同期陆军的军费开支；同时，清政府依靠少得可怜的关税厘金来维持海防建设，拆东墙补西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