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希腊，过度倚重外资的发展模式和“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同样存在。90年代末，希腊加入欧元区的乐观预期开始驱动北欧富国投资者下注希腊经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马蒂亚斯·马泰斯认为，北欧投资者大量购进便宜而高收益的南欧国家债券，不仅导致希腊等南欧国家经济过热，金融机构“慷慨”的流动性也诱使政府“贪杯”，负债规模过度膨胀继而失控。

　　在外资驱动下，1998年到2007年希腊经济年均增速高达3.8%。同时，物价和工人工资交替上涨，导致国家出口竞争力严重下降，贸易盈余不断减少。只要经济持续增长，外资持续流入，这一问题不会演变为经常项目收支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希腊经济受到冲击，不可持续的债务问题终于浮出水面。

　　实际上，希腊加入欧元区与阿根廷实行“兑换计划”在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有“异曲同工”之效。希腊货币政策受制于欧洲央行，当经济恶化时无法进行逆周期干预；阿根廷绑定汇率并参照外储等额发行本币，意味着外储规模约束国内货币供给，而当经济或贸易下滑时，政府很难通过贬值或降低利率等措施释放流动性，负债成了两国政府的共同选择。

　　只不过，与希腊相比，当时阿根廷还手握货币发行权，通过把美元存贷款“比索化”并贬值尚可大幅减轻债务压力。身处欧元区的希腊没有自己的货币，从而丧失了运用货币政策应付危机的能力。

　　【出路】

　　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同样开出了紧缩药方，当时的杜阿尔德总统为争取援助只能遵照执行，但这种“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紧缩计划”导致阿根廷经济进一步恶化并最终陷入“倒债”危机。这也是后来阿根廷对IMF缺乏信任的重要原因。

　　阿根廷是幸运的，2003年之后延续10年的大宗商品上涨行情为这个国家走出危机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政府在两次债务重组谈判中坚持把偿债义务与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绑定的做法如今看来也是明智的。政府自然要为过去的政策失误负责，但经济可持续增长才是还债的前提，克里斯蒂娜总统在其推特中所言不乏道理：“死人是不会还债的”。（记者叶书宏 赵燕燕，编辑俞懋峰 汪平，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纠错】

责任编辑： 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