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共同体”这一概念并非中国人首创，但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时代发展变化，首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高瞻远瞩的新理念。作为中国智慧的产物，其创新性以及理论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

　　于洪君：在许多学术领域，“共同体”的确不是新概念。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德国的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曾经论述过人、社会或国家的“共同体”问题。马克思分析德国社会现实、揭示资本主义弊端并憧憬人类社会未来时，也反复使用过“共同体”的概念。

　　世界进入近现代发展阶段之后，“共同体”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因而也广为人知。大家所熟知的欧盟，前身就是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国家间组织“欧洲共同体”。

　　目前世界上还有不少区域性组织，是以“共同体”来命名的。譬如在非洲，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萨赫勒-撒哈拉共同体；在拉丁美洲，有安第斯共同体、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等等。我们所熟知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也就是东盟，实际上也是一个以构建“共同体”为目标的区域性组织。2003年10月召开的东盟峰会，决定2020年建成东盟共同体。2008年生效的东盟宪章第10条包含了“强化东盟共同体意识”等内容。其中第13条进一步规定，“鼓励社会各界参与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进程”。目前，东盟领导机构除东盟峰会和东盟协调理事会外，还有一个重要机制，这就是东盟共同体理事会。该理事会内部又包括三个分委员会，即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理事会、东盟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理事会。

　　我国在外交理论和实践中，过去未使用过“共同体”之类的概念和用语。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积极争取建立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大环境。到了世纪之交，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围绕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均衡稳定的安全格局问题，不断发出新的倡议，提出新的构想，论述新的主张。

　　现在，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普遍，人类不同组成部分的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习近平总书记纵观世界风云，顺应时代潮流，借鉴国际关系领域积累的理论成果，于2013年3月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概念，为当今世界陷入迷茫的国际关系，为纷争不已的世界各国，指明了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安全、共同繁荣的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他超卓的世界观、文明观，亦即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国际关系基本特点的新认识和新思考为基础的。他认为，人类社会虽然始终存在多种发展路径，各个国家总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但归根结底是命运相关、休戚与共的整体。人类文明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和矛盾，常常出现对立和冲突，但本质上是彼此牵连、无法割舍和互通互鉴的。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发展多样化的今天，各国人民在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早就自觉不自觉地建立起相互依存、彼此借重的密切联系，早就别无选择地成为同一个地球村的村民，早就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命运共同体。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政治文明中汲取养分和精华的。从古代先哲孔子的“天下大同”，到宋代文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共和先驱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济世情怀，到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的伟大抱负，中华民族“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和衷共济”“患难与共”的美好理念是一脉相通的。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是对上述所有思想主张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此外，我还想指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他所提出并阐明的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紧密相联，构成了完整的外交政策体系。这些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而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共同体”理论根本无法比拟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思想价值和历史贡献，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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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