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微观察:城市化一代和互联网一代


原本再正常不过的子承父业,在中国房地产企业家族化、接班人的问题上却仍然充满了不确定。过去三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受国家经济发展牵动,国民所得增加了,城乡人口发生了变化,中国有土才有财的传统观念推进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继而催促中国房地产企业逐渐成熟,可是,中国房地产企业还没有完全成熟。

2014年3月28日,雅居乐在全年业绩发布会上,公布了关于董事会成员的调整,原董事会执行董事陈卓贤、陈卓喜、陈卓南三兄弟及陆倩芳(陈卓林妻子)调任为非执行董事,而黄奉潮、梁正坚、陈忠其三位公司副总裁获委任为雅居乐执行董事。

事实上,雅居乐一家房地产企业的人事调整并不能说明雅居乐去家族化的结构转型,因为在其董事会架构中,陈卓林和陈卓雄仍然是执行董事,且陈卓林仍然是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既然是上市总司运作,无论任何形式的人员调整都应该朝着市场秩序的方向解读,而非家族色彩浓厚甚至家庭内部之争的权谋解释。

按照资本市场的惯例,企业上市的时候,原始股东的股权要稀释到一定程度,因为对企业而言,家族成员过多免不了会有私欲。另外,投行在投资时,家族成员在一个企业中的比例也是其考虑的因素,只不过在国内早期的时候,用的是土地存量这一类很愚蠢的指标。

细观中国房地产企业,尤其是南派房企,雅居乐、碧桂园、合生创展、富力、星河湾、合富辉煌、世茂乃至香港新世界、长江实业,无一不是家族企业,并且,随着新生代成长,子承父业也再明显不过。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认为,把企业最终交给子女来打理,不管是民营房企还是上市公司,国内国外都非常普遍。

对一家企业的创始人和前几代家族管理者而言,他们会有很强烈的欲望希望后代接管企业,在他们眼中,企业就像一个孩子,凡事亲力亲为,不舍得割舍,这几乎是全球企业最原始的心态。然而,不同地区的企业受不同文化的影响,企业的传承也会不同。

亚洲地区的家族企业,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不管是股权还是管理权,都习惯家族把持。在欧洲,很多如制表、金饰的小型公司,也是传承数代人的家族企业模式。美国相对特别一些,刚开始的时候是家族掌权,后来就只是股东的身份了。一方面,企业的管理者认为企业是一个事业,需要更多专业人员,因此就会在权力层面做出平衡;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他们的后代对这份事业并不感兴趣。

 
王帅






作者:王帅
 





城市经济
《偶像的黄昏》【(德)尼采】

【第一期】更好的城市?更大的城市?
【第二期】城市和乡村的婚姻
【第三期】为自己选的城市辩护
【第四期】郊区是无法抵岸的船
【第五期】城市中必要的无效率
【第六期】城市的冒险
【第七期】城市资源的公共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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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化并非是房地产企业的单一特点,只不过,房地产在过去三十年中最充分地参与了中国城市化的改革进程。某种意义上,万达的王健林、雅居乐的陈卓林、碧桂园的杨国强、合生创展的朱孟依、富力的张力、星河湾的黄文仔……他们都是始于1984的城市化一代,而承接他们事业的下一代,如王思聪、杨惠妍、朱桔榕、张量等都是始于1994年的互联网一代。

与其说中国房地产企业面临家族化和二代接班的问题,不如说中国正在面临城市化一代和互联网一代交棒的问题。

城市化最初的时候,房地产开发仍显粗糙,凭个人之力和时代际遇促成的中国房地产企业并没有相对成熟和规范的管理秩序,既因为当时中国的商业环境不够成熟,又因为房地产开发在当时还没有全面与人们生活实现细致对接。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城市化一代很难从日常的企业管理中抽身,故而家族氛围浓厚甚至家族独断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欧美,米其林、希尔顿、奥纳西斯等家族企业均是从最初强调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企业管理权发展至商业环境成熟后的由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更进一步的发展则是,欧美的很多百年企业发展到最后,家族成员甚至不再参与企业内部经营了,最后只保留了股东的身份。

当然,中国现在的房地产企业还做不到这一点。首先,中国城市化不过三十年,除了商业经济环境的因素以外,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过程中含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从而影响着城市化一代对企业管理权的把控;其次,房地产在中国尤其是最近十年越来越具备秩序性成熟,但是房地产仍然不能像它所关联的近百个上下游企业那样符合一个行业所具备的细致结构,尽管房地产发展到现在能够以住宅、商业、养老、文化、旅游、工业加以区分,可是它仍然不具备其他行业所具备的技术性,究其原因,只不过中国房地产市场搭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火车,换言之,房地产在中国的整个经济生态里面,仍然是一个以整合资源为主的行业,即使它在国际范围内属于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

 

对互联网一代而言,王思聪、杨惠妍、朱桔榕、张量……他们身上吸收了更多的来自于相对规范的商业体系价值,他们的思维较父辈更开阔,他们的视野较父辈更宽泛,甚至他们的学历远高于父辈,不乏海外背景、管理学、金融学等知识体系,就像人们相信互联网会比城市更好地改变生活一样,人们对中国房地产企业始于1994的互联网一代寄予厚望。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内,互联网一代只是见证了互联网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充分参与其中,至少他们多数时间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因此在一定时间内他们还不具备父辈的企业格局和管理经验。并且,对比国外家族企业,中国房地产企业还没有摆脱整合资源的原始性,这既是中国房地产企业快速发展的优势所在,又是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内在隐忧,因为中小型企业在国外具有历史感的家族企业中占了绝对数量,而中国房地产企业恰恰不具备中小型企业的技术和结构优势。

在与时间的斗争中,中国房地产企业始于1984的城市化一代被际遇选中,加之以天性使然,他们成长、发展、壮大的同时又正在面临着企业精细化的考验;而他们的接班人,始于1994的互联网一代的意志又过于薄弱,他们在激情接棒的同时,又要比父辈更真实地面对自我。

对中国房地产家族企业而言,否认这些,始于1984的城市化一代既无法交棒,始于1994的互联网一代也无法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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