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万隆。来自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成员，共同走在从豪曼饭店到独立大厦的路上。

　　虽然他们对祖国和世界的未来抱有不同梦想，但他们心中清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讨论与亚非各国相关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沉默的大多数”，将要发出长期以来埋藏在心底的声音，以不同于殖民者的方式去赢得尊严和繁荣。

　　历史就这样铸就了一座光芒四射的里程碑。这次通过多边主义、主权平等原则解决国际问题的尝试，打破美苏两极格局，开辟出一个更公平、更有包容性的议事平台；会上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申发展而来的“万隆十原则”，奠定了亚非携手合作的基础，带来了亚非两洲复兴期待已久的黎明。“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如同一粒有着强大生命力的种子，撒入危机四伏的丛林当中，掀开了改变世界历史的崭新篇章。

　　60年之后，2015年4月，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在印尼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与亚非国家领导人一起在万隆重温“历史性步行”，携手谋划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穿越一个甲子的峥嵘岁月，万隆精神将如何展现新的时代意义？

　　（一）

　　“历史，总是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和反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非殖民化运动中，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蓬勃发展。战后初期，东亚、东南亚成为反帝斗争的中心地区，广大前殖民地国家相继赢得独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同二战前已独立的国家，在亚非两大洲已涌现出30个独立国家。恰如美国学者库普钱的判断，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独立的世界将不会拥有一个引力中心或者全球监护者。

　　回溯既往，从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19世纪初期的维也纳会议、到20世纪上半叶的凡尔赛会议、华盛顿会议、雅尔塔会议等，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国际会议都是由大国、强国发起、主导和参加，而将弱小国家排除在门外。万隆会议可谓亚非国家共同主宰自己命运的第一声呐喊，开辟了一条“南南合作”的崭新道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性崛起”，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的总格局，成为形成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力量。

　　历史将永远铭记。万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国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多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在对各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会议形成了亚非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增强各国人民友谊的万隆精神。

　　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国际舆论盛赞，万隆会议使“亚非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感”，“是亚洲和非洲的胜利”。这片广袤而古老的区域，作为一支独立的新兴力量，更加有力地登上了国际舞台。

　　（二）

　　万隆会议博物馆内，“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残骸的巨幅图片，诉说着悲壮的一幕——会议前夕，搭载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的飞机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因遭敌对势力暗算而爆炸失事，11人遇难。

　　“它是一道伤疤，即便在60年后都还隐隐作痛。但它也是一种力量，不断提醒我们万隆精神的来之不易与和平共处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必须铭记。”万隆会议博物馆新闻官缇亚的话，代表了亚非国家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心声。

　　当年万隆会议的亲历者，曾这样描述出席开幕式的各国代表：“戴着绣花小帽，用整幅彩色绸缎裹在身上的是利比里亚人或者黄金海岸人。戴着纱帽，穿着马褂的是缅甸人。用金箍罩住白纱头巾，披着黑纱长袍的是沙特阿拉伯人。穿着薄纱绣花衬衣，系着小领结的是菲律宾人。裹着厚厚的紫色毛布长袍，插着腰刀的是也门人。一样是穆斯林，土耳其人的帽子是红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帽子是黑的，埃及人的帽子是白边红心的。一样是带着高领的制服，扣子少而比较短的是中国人，扣子多而长到膝盖的是印度人……”

　　各具特色的衣着，呈现的是亚非国家民族文化乃至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巨大的差异，显而易见。开创性地求同，谈何容易。

　　1954年，中国、印度、缅甸顺应时代潮流，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而，刚刚起步的新兴国家力量薄弱，内部不团结因素广泛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和冲突不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虽然得到各国普遍认同，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很难得到体现。

　　“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彼此取得谅解，从谅解中将产生彼此间的更大的尊重，从尊重中将产生集体的行动。”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在会议开幕词《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中发出了强烈呼吁。

　　然而，如何真正实现各国间的“谅解”，却是对外交智慧的艰巨考验。会议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些与会国代表在会上以挑衅的姿态相继提出反共口号，并对中国进行诬蔑攻击，使会议濒临分裂边缘。

　　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走上了讲台——“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周恩来总理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亚非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历史舞台”。全程报道万隆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如此感慨。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一度在万隆会议上扮演“反共急先锋”，但在同中国代表团的交道中，逐渐改变了看法。30年后，已经85岁的罗慕洛对《人民日报》记者道出了他对中国主张的由衷敬意。他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周恩来没有在会上与他争论，但在会外却与他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罗慕洛感慨地说：“举行万隆会议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却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一位与会代表回忆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在万隆会场还没有被所有与会国家代表所理解。面对如此情况，周恩来没有坚持要求他们原封不动地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而是本着平等协商的态度，尽量尊重他国的意见，推动形成了亚非会议的十项原则。

　　让素昧平生、背景各异甚至持有敌意的人坐到一起，谈出共识，这是何等的历史奇迹！

　　这个奇迹，正是新中国外交首次在构建国际规则的舞台上创造的。它让人们深刻意识到万隆精神弥足珍贵，是亚非国家共同欢迎的，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三）

　　一部国际关系史，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观念演进、规则演化的历史。

　　亚非会议确立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对于国际秩序破旧立新的支撑作用，万隆精神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走向振兴的激励作用，更为世界瞩目。历史学家曾这样形容“万隆时代”——“第三世界国家像从帝国的灰烬中涅槃的凤凰一样，自由、和平、不结盟、勤奋……充满公共美德”。

　　1960年5月5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金边机场欢迎来访的周恩来总理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国人民以及代表他们的政府深切地忠实于万隆原则和联合国的原则。只希望同世界其它国家和其它国家人民和平和友谊的相处，首先是同邻国间的和平和友谊。我们贫穷和仍然不发达的小小祖国为了在一个如此充满困难的世界里生存下去，为了在那些已经大大获得光明的国家旁边能获得它的幸福地位，十分迫切地需要这种和平和友谊。”

　　此时距离亚非会议召开已有5个年头。作为一个赢得民族独立不久的新生国家，柬埔寨从万隆会议中看到了挺起身板、立于世界之林的希望之光。而中国则开始了前后长达50多年的援柬历程，中国援助的纺织厂、玻璃器皿厂、水泥厂、体育馆与国际村拔地而起，带有中国印记的桥梁、道路四处延伸。

　　二战结束后，正当亚非拉获得民族独立的新生国家开始探索自身发展道路之际，冷战的大幕拉开了。是卷入超级大国的集团对抗，还是相互团结协作、坚持捍卫和平与独立？万隆会议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历史关口做出的关键抉择。万隆精神刚刚出发时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也遭遇了无数从未经历过的棘手难题，但亚非国家排除万难的携手探索，不离不弃的坦诚互助，终于让它开枝散叶，成长为足以改变丛林生态的参天巨木。

　　英国著名的史学家霍尔在《东南亚史》一书中写道：“万隆会议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次会议向全世界明确表示，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对极其重要的有关和平和合作问题的审理。”

　　尤其发人深思的是，万隆精神虽然诞生在冷战时代，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亚非会议明确提出自由与和平是相互依靠的，任何国家都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自由选择它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和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大背景下，所谓“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都没有处理好国与国关系，反而带来了矛盾、激化了局势。万隆精神，真正超越了冷战的时空束缚，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凝聚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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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