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责 立场坚定 敢于担当

　　“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坚决反对各种违反党纪的言行。必须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权威。绝不参加和坚决反对任何派别活动”。

　　这是李荒1977年4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他是明白人”，这是老同志们对李荒的公认。

　　什么叫“明白人”？用辽宁省委原副秘书长商德瑞的话来说就是：李荒重党性、讲政治、顾大局，讲政治纪律、守政治规矩。

　　从严治党，是李荒讲得最多的话题。1982年5月29日，李荒在与机关干部的一次谈话中，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对“贪污、腐化、堕落、闹派性”、搞“小团体利益”现象，对一些人“背上了功臣包袱，居功自傲，把党纪国法看得很淡薄”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他说，我们党内决不允许有高人一头、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不受党的约束的“特殊党员”，“如果我们党默许了，那我们党就没有纪律了！”正气凛然，底气十足。

　　许多老干部都记得这一幕——

　　1983年4月17日，沈阳中华剧场。面对全省县处以上干部，李荒从刚刚上演的电影《家务清官》和《人到中年》中领导干部夫人干政的情节说起，指出“夫人参政”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要求所有干部管好自己的家属。话音未落，全场掌声不息，是赞同，是响应，是敬佩。

　　1983年6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看到李荒谈“夫人参政”问题的材料后，即嘱中组部研究室：“加一小段按语，登《组工通讯》。发前送耀邦同志过目。”6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完全赞成登”，并对党内各种不正之风提出批评。

　　“文革”期间，辽宁有三起事件轰动全国，其中之一是“销毁毛主席著作案件”。起因是“文革”前，为方便干部群众学习毛著，省里有关部门出版了一批毛主席著作，但印出来后发现排版错谬百出、印制粗劣，正巧接到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提高毛著出版质量的精神，辽宁对这批书进行了集中销毁。“文革”中，有人告状说辽宁“销毁毛主席著作”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案件”，一时间大喇叭、大字报口诛笔伐，要揪出“黑手”。

　　专案组在调查是“谁批准销毁”这一关键问题时，一时查不到记录。造反派们挥舞着棍子高喊“谁批的打死谁”、要“火烧”“油炸”！他们的目标是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

　　在这关键时刻，李荒挺身而出：“是我！这事我分管，要打就打我，我负全部责任！”

　　尽管后来证明此事与李荒无关，但如果当时没有人出来担当，省委是很难过这一关的。

　　后来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时任常务书记、后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郭峰，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这一段历史，对李荒在危难时刻顾全大局、敢于担当、保护同志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

　　1976年10月18日，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在旅大市委的“打招呼”会上，面对“四人帮”在辽宁的代表人物，时任大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荒拍案而起，历数其行径，提出必须清算。那些人惊惶失措，赶紧整理成黑材料，密报给在省里的帮派头目，企图再次整倒李荒。寒梅傲雪，铁骨铮铮，李荒没有屈服。

　　据大连市委原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潘洪杰回忆，当时“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旅大市的势力很顽固，揭批“四人帮”的阻力很大，市委的会议开了8天却没有进展。

　　1978年1月，辽宁省委任命李荒为旅大市委第一书记，不久，中央批准李荒任辽宁省委常委，兼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肃清“四人帮”在旅大市影响的艰巨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李荒肩上。

　　李荒果断地提出，对“四人帮”以及帮派体系在旅大市制造的案件，要有错必纠，一件件地清查，从四个重点部门入手，联动作战、各个击破，一举摧毁了顽固势力，为110多人平了反，还妥善处理了旅大地区“文革”前遗留的错划问题。

　　不久，中央决定李荒任辽宁省委书记，兼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他的头等大事之一，是在全省范围内清查“四人帮”的流毒。

　　辽宁曾是“四人帮”直接指挥、控制的重灾区，帮派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清查工作进展艰难，受到中央关注。

　　1979年9月，省委决定成立“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和清理‘文革’中追随林彪、‘四人帮’迫害干部篡党夺权案件”（简称“两案”）工作审理领导小组，由李荒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李荒确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澄清刘少奇同志50年前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一段历史。

　　1929年夏天，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在奉天纺纱厂开展工作时落入反动政府之手。9月中旬，经奉天高等法院判决，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但是在“文革”中，这一段历史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歪曲利用。

　　1968年，根据江青、康生的批示，“刘少奇专案组”在沈阳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抓捕了60多名所谓“知情人”，采取各种手段获取所谓“刘少奇叛变，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证明材料”。刘少奇同志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8条“罪证”中，辽宁提供了7条。

　　李荒深入研究过这一段历史，从1977年起就呼吁应该为刘少奇同志平反。1979年9月，他亲自组织调查组，寻找人证、物证，终于找到1930年9月18日地下党组织的一份原始证明：“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他们所知道的党、团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住址，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学校、工厂的支部，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1979年底，辽宁省委将这一重要情况上报中央。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附件中，列具了辽宁省提供的材料。

　　辽宁省不少老同志评价说，李荒是“临危受命挑重担，拨乱反正立大功”。

　　李荒立下的另一个“大功”，是支持和推动辽宁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在旅大市工作的李荒就敏锐地看出了这篇文章对冲破“两个凡是”束缚、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多次在会议上要求干部深入学习、认真讨论。

　　回到省里工作后，第一次出席省委党校的会议，李荒就重点讲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在李荒的支持下，辽宁全省宣传思想理论战线负责人和大专院校理论工作者召开“真理标准讨论”研讨会。

　　今年已86岁的辽宁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启胜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会议开得非常热闹，一些代表们纷纷批驳‘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胆识和理论勇气。也有一些干部仍然没有从极‘左’思想中解脱出来，怕说自己右倾”。

　　在任仲夷、李荒、刘异云等省委领导同志的直接指挥下，辽宁省委在全国率先发出关于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通知，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加强法制重要性的论述，引起李荒的思考。1979年2月21日，李荒到北京出差，看望了彭真同志。彭真同志谈到造成“文革”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法律意识的缺失。中央领导同志对加强法制建设的论述对李荒教育很深。

　　审理“两案”工作十分敏感、极其复杂，工作量大。李荒强调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要求严格执行中央政策，不能用“四人帮”整人的那一套办案，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搞逼供信、不用大棍子打人、不留后遗症。结论要同本人见面。

　　1979年3月31日，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李荒负责筹办张志新事迹展览，为烈士建纪念碑，还亲自安排了烈士子女上学等事宜。

　　91岁高龄的辽宁省纪检委原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黎明回忆说，李荒用四年时间清理了17万起案件，至今没有一起上访的。

　　辽宁的工作，得到中央的肯定，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其它省份到辽宁学习。

　　无论是抓政治还是搞经济，无论是推进法制建设还是加强意识形态、党建工作，李荒都一以贯之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86岁的辽宁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协原主席孙奇讲述了这样一段亲身经历——

　　1982年5月1日，李荒到朝阳地区调研。朝阳地处辽西，自然条件艰苦，有的县收成最好时人均年收入才77元。李荒在时任地委书记孙奇的陪同下，到了朝阳、喀左、凌源、建平、北票等5个县7个公社，脚踏实地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墒情。

　　调研中，李荒仔细调查了当地农民自己搞的“两包一联”，认为“这个办法虽然不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但符合农村实际。土药土方，能治病就好，要大胆推广！”

　　“这一尝试，效果明显。过去每遇大灾，百姓成群结队外出逃荒，后来虽然连年大旱，但群众大量回流，”孙奇说。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李荒一贯的作风。

　　现年97岁高龄的辽宁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刘异云回忆说，李荒坚决反对极“左”思想，旗帜鲜明，敢讲真话。著名作家、诗人、音乐家，《歌唱二小放牛郎》的词作者方冰深入旅顺体验生活，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在向组织汇报时边说边哭。一些人有顾虑，怕如实报给省委，上面不高兴。但报上去后，得到了李荒的支持。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结束对朝鲜的友好访问回到丹东，辽宁省委常务书记李荒前往迎接并陪同。在陪同习仲勋同志到丹东市凤城县农村、元宝区四道桥农贸市场和凤凰山紫阳道观考察调研的过程中，李荒按照老领导、老朋友习仲勋同志的要求，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实事求是地做了汇报，不粉饰、不虚夸，得到习仲勋同志的赞许。

心中有民 以民为天 平民本色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党的一切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

　　这是1986年3月，李荒写下的一段话。

　　1959年，李荒到曾生产我国第一台拖拉机“鸭绿江一号”的安东拖拉机厂劳动。一到工厂，就立下“君子协定”：一是不公开身份，二是不要安全保卫，三是拜一位师傅。他的师傅名叫曲道仁，比他小13岁。曲师傅不但悉心教这位高级别“徒弟”，还信守保密承诺，等李荒结束了一个月的劳动，工人们才知道那位新来的“老工人”是省委书记。

　　李荒长年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且总是轻车简从、从来不讲条件。他常常同群众一起唠嗑、一起劳动，一同喝高粱米粥、啃大饼子，在路边“大篷子”泡澡、在大客栈睡火炕。在李荒看来，卧听萧萧竹，常闻疾苦声，离群众近，心里踏实。

　　曾担任李荒秘书的陈巨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听说新金县夹河庙公社有养猪的好经验，李荒带着秘书赶去调研，到猪圈去看、问、摸，了解“长白猪”、“内江猪”和“新金猪”的生长特点。得知当地有一种叫曲麻菜的野菜，猪吃得欢，睡得香，长得快，当过五年“猪倌”的李荒觉得这是解决饲料不足的好办法，建议大面积推广。

　　夜深人静了，李荒和秘书、司机干脆就住在荒郊野地的养猪场，在熟悉的猪圈气味中安然入睡。

　　拜人民为师，向实践学习。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獐岛、广鹿岛等许多渔民家里，复县的蔬菜地、阜新的章古台林场、锦州的地甲病村……，全省地市的许多县乡都留下了李荒的足迹。

　　从青年学生中成长起来的李荒，与知识分子也有着天然的感情。

　　著名历史学家、辽宁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授周传儒，是梁启超的高足，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研究院，先后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在东北大学、北师大等多所高校执教，著作甚丰，威信较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待遇低于自己的学生。李荒得知后，亲自协调将周教授晋升为高教二级。

　　师昌绪，是我国著名材料学家、两院院士。1955年，从美国回来的师昌绪来到位于沈阳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被派到鞍山钢厂和抚顺钢厂工作。经过艰难攻关，师昌绪的团队开发出的新材料生产的涡轮盘，装备上战斗机，极大地提高了我军作战能力。同样因九·一八而激发出爱国心、报国志，同样在“文革”中遭批挨斗，李荒与师昌绪友情笃深，是师昌绪在辽宁工作期间最有力支持者、最坚强后盾。2014年隆冬，两位世纪老人前后脚告别了人世。

　　钱令希，是我国著名数学力学家、大连工学院教授、院士，在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大连原油港建设和我国核潜艇研制中作出过突出贡献。李荒来学校工作后，与他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经常一起散步聊天讨论问题，一起挤公交车、打乒乓球。李荒说，钱教授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而是“中国的宝贝”。李荒的知遇之情，使钱令希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由衷地感叹：“党的干部都像李荒这样就好了！”

　　李荒与我国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有着深厚的战友情。1945年12月，华君武从延安来到《东北日报》，成为一名时事漫画编辑。华君武年长1岁，李荒非常尊重他，经常与他探讨选题。

　　1947年，经李荒签发，《东北日报》发表了华君武的漫画《磨好刀再杀》，辛辣地揭露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打内战、屠杀人民的真实嘴脸。

　　这幅漫画虽然只有豆腐块那么大，但它“相当于几个兵团的威力”，令蒋介石害怕和紧张，他密令潜伏在哈尔滨的特务伺机暗杀华君武。彭真同志从敌特手中缴获的名单上，发现有华君武的名字，便紧急视察《东北日报》，要求李荒采取措施保护好华君武。在《东北日报》工作4年之后，华君武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但二人一直联系紧密。1998年9月，辽宁举办《纪念辽沈战役胜利五十周年军民书画展》，华君武应李荒之约，欣然送来那幅著名的作品《磨好刀再杀》，成为展览的亮点，万人争睹。

　　李荒与马加、蔡绍武、李默然、洛汀、张望等文艺工作者是肝胆相照的朋友，经常一起探讨创作问题，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还登门看望他们。

　　1984年的一天，李荒从上海《文汇月刊》读到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采写的报告文学《胡杨泪》，文章真实地反映了湖南青年钱宗仁自强不息、刻苦自学，多次考上大学却反复被命运捉弄，屡遭打击报复、历尽艰难困苦却与命运抗争不断，才学奇崛却被人事制度所羁绊的遭遇。

　　这篇文章引发了李荒对人才问题的思考。他给时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写信，推荐这篇文章并建议解决类似问题。

　　1984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李锐写的文章《请读》，文章写道：“前些日子，收到李荒同志的一封信，推荐一篇报告文学”“我很赞成李荒同志说的，请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读一读，加倍珍惜人才，请普查一下，你那里有没有之类的故事，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没有？尤其是从思想上解决‘左’的遗留问题。”

　　《胡杨泪》一文和李锐的文章、李荒的信，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讨论。后来，钱宗仁被调到人民日报工作。

　　知识分子，成为李荒一生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