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系统性总结。在不同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下，新闻传播既遵循一般规律，也具有特殊规律，从而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形成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闻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理论建设相对滞后，不仅难以满足适应时代、指导实践的需要，而且也成为西方指责和攻击我国新闻传播制度和政策的口实。因此，迫切需要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规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新闻传播理论也不例外。新闻传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同样永无止境。在我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推进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需要。新闻学研究起源于17世纪，1845年普尔兹出版第一本新闻学专著《德国新闻事业史》，标志着新闻学研究的开始，1922年李普曼出版《舆论学》，标志着新闻学的形成。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产生，逐步发展形成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开始了传播学研究，二战后，取得较大发展。梳理近百年来新闻传播理论发展，虽然理论的具体划分和表述不尽相同，从四种理论模式到五种理论、改进的五种理论、“5+1”理论、七种理论，再到“三个乐章”交响乐理论、五种范式，总体上讲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展开的。主要问题是：对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比较充分，且出现“去西方化”新趋势，承认社会主义党报理论的学术地位，但以明显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歪曲和攻击，特别是现有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针对的社会主义模式已发生很大变化，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空前成功，有必要增强理论自信，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提出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填补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最新理论的空白。这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建设的贡献。

　　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的需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既遵循一些人类社会共有的规律，也具有许多中国特有的规律。与之相适应，对新闻传播事业有许多独特的要求。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坚持党报理论不动摇、党性原则不放松。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坚定信念，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作用，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中国是迅速崛起的大国，大国新闻是卖方市场，迅速崛起树大招风，需要深刻了解和掌控新闻事件背后的新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许多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媒体引导好舆论，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中国是深刻变革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做好求同存异文章，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最大凝聚力。中国是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讲清楚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精神基因，让世界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事业常青、实践常新。中国的国情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生动实践，必然催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应对传媒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变革的需要。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裂变式发展，推动媒体格局深刻调整和传播秩序全面重构。从媒体竞争看，以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普及运用，催生了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传统媒体“绝对权威”“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从传播变革看，传播主体正在由媒体机构的专业化传播向人人参与的公众化传播转变，传播机制正在从党政主导的单向传播向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向传播转变，传播范围正在由局部区域性传播向更大时空范围传播转变，打破了时空藩篱，消弭了距离概念。从舆论动向看，在国内，媒体出现逐利化倾向，炒热点、博眼球，个别从业人员甚至借舆论监督之名搞“有偿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国际上，网络阵地争夺激烈，西方国家利用其在互联网上的绝对优势，大力推行网络干涉主义，强化意识形态渗透。可见，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新闻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需要重视网络传播和管理规律研究，适应新闻传播的时代要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主要来源

　　树高千丈有其根，江流千里有其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各有其作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解决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行为理念和价值判断问题，中外新闻学、传播学等可借鉴的理论成果解决一般规律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建构。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下，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大厦。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是不断充实完善、创新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创立者和奠基人，对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性质、报刊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与方法，对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对党报与党的工作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列宁结合自己创办报刊为建党、夺权和建国而斗争的实践，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报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形成发展了以“政治家办报”为核心的新闻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相适应，党的几届中央领导集体针对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以及党的中心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从邓小平“思想中心论”“求是论”，到江泽民“福祸论”“四以论”，再到胡锦涛四句话总要求、“三贴近”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鲜明提出把“两个巩固”作为根本任务，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发展。革命导师和党的领导人针对新闻传播提出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精神滋养。5000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其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教化经验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闻传播的意识理念、内容导向、手段方法。意识理念方面，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担当精神，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等，影响着新闻传播的价值观，反映在理念上更加重视大局和长远、在视角上更能看到事物光明和积极面，在方式上更加注重辨证施策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内容导向方面，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诚的哲学、言责观念以及义利观，给予新闻传播有益启示，要求中立不倚而不虚妄，客观公正而不人云亦云，以公益和社会责任为重而不见利忘义。尤其有关人性的论述和引导向善的价值取向，有助于现代新闻传播及其从业人员正确把握人性，在传播中摒弃泛性的倾向和片面追求刺激人的低级欲望等做法。手段方法方面，中国古代儒家的乐学思想和道德教育思想，古人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思想，与现代传播思想相融通。知今当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文化渊源和重要思想构成，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运用的价值纽带。

　　国内外可借鉴的理论成果是有益补充。国际上，20世纪以来，西方新闻学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与新闻传播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闻观念，包括新新闻、公共新闻、调查新闻、精确新闻、发展新闻、多视角新闻等等。二战后，传播学者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释传播现象与传播规律，取得了丰硕成果，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公共传播、跨文化传播、全球传播，再到新媒体传播、健康传播、性别传播、视觉传播等等，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传播学成为当今一门显学。在国内，新闻学传入较早，新闻学研究从20世纪初就开始起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新闻学在曲折中发展，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研究进入历史上最为兴旺的时期，在历史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传播学自改革开放引入后，特别是1997年被确立为一级学科后，传播学者在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新媒介传播以及国家形象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素养等问题研究上，形成了丰硕成果。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性，并探求在研究中体现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外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中可以借鉴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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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