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留学苏联。“九·一八”事变后，周保中受党组织委派，赴东北组织武装抗日斗争，是东北抗联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曾称赞他：“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时期也不曾间断。这些留存下来的日记，成了了解抗联历史重要的一份资料。

　　周保中日记中对“八女投江”的记载，写于1938年11月4日，是“八女”牺牲后的大约半个月。他的记载也是最为可靠的文字记录。不过，周保中并没有亲眼看到“八女投江”的经过。在林口县，11月江河已经封冻，由此可以判断，“八女投江”牺牲时间六说之一的“11月中旬”并不确切。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等人撰写了《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其中也回忆了“八女投江”，过程相对详细，但时间仅粗略记录为“一九三八年秋天”。

　　这两位东北抗联领导人的记录，留下了“八女投江”事迹最初的面貌。

　　八位女战士在绝境中宁死不降、以死殉国的事迹，早已被东北抗联的战友们传颂，而让“八女投江”真正广为人知的，是女作家颜一烟。

　　1945年，颜一烟由延安鲁艺调到东北文艺工作团做编剧工作，后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剧。1948年秋，颜一烟开始创作反映东北抗联的电影剧本，核心故事就是她听人讲述的“八女投江”。

　　颜一烟首先找到了冯仲云，一说准备写“八女投江”时，冯仲云立刻说：“太值得一写了！”冯仲云不是“八女投江”的直接见证人，他给颜一烟写了介绍信，帮她联系更多的抗联干部战士接受采访。

　　颜一烟写完剧本初稿时，心里却有些顾虑。由于创作的需要，剧本中的“八女投江”是真实的，但“八女”除了冷云，她所知甚少，只能移花接木地把很多抗联女战士的故事搬到她们身上。

　　剧本定名《中华女儿》，交给冯仲云审阅，冯仲云非常肯定地说：“你这样写，虽然对八位女英雄来说不是真人真事，可是对整个抗联来说，就是真人真事，因为你表现了当时抗联的真实。”

　　《中华女儿》上映后大获成功，影片首次塑造了“八女”的银幕形象，实际上是借她们展现中华儿女在面对强敌侵略时的不屈和英勇，感人至深。“八女投江”的故事也随着这部电影传遍中国乃至世界。这部电影获得了1950年卡罗维·发利第五届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

　　于春芳说，颜一烟是第一个对“八女投江”进行调研的，不过，她是为了创作搜集素材，把“八女投江”的故事立体丰满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史实考证是1962年开始的，来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

　　抗联妇女团

　　东北烈士纪念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革命纪念馆，它的诞生早于新中国一年——1948年10月10日。

　　1957年，刚刚从吉林大学毕业的温野被分配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在这里一直工作到以副馆长的职务退休，退休后他仍是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员，继续工作，至今已有五十多年。

　　温野是东北烈士纪念馆的第一批大学生。据他回忆，那时东北烈士纪念馆历史研究和陈列宣传工作尚在初期，专业人员很少，大量的东北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史都是空白，许多烈士事迹都很简单，只有几百字的简历。温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参与了杨靖宇、赵尚志等数百名东北烈士革命事迹的调查研究。

　　那时纪念馆里关于“八女投江”只有一幅油画作品，附有“八女”之一冷云的极其简单的简历。“八女投江”发生在何时、何地，她们姓甚名谁，都不清楚，讲解员甚至要照着《中华女儿》来讲述具体战斗过程。

　　“文艺作品可以不完全是真人真事，允许艺术加工和虚构人物，但烈士纪念馆的陈列却必须是真实的，一定要真人真事，否则便失去历史价值。”温野说。

　　1962年，在温野的申请下，“八女投江”史实调研被列入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主要研究课题。

　　调查开始的时候，温野手头的资料，还没有十多年前颜一烟创作剧本时的素材多。他找到颜一烟，首先想了解的是“八女”都是谁，颜一烟所知也不多，她回忆：“我访问周保中时，他除了告诉我有个胡秀芝打仗很英勇之外，还告诉我这八位女英雄中有两位朝鲜族同志，其中一位姓安。”

　　周保中当时正在病中，病榻之上的他忍着呼吸困难，为温野尽力讲述了“八女投江”的事迹。更多的内容，则在周保中此前完成的一篇回忆文章中。

　　这篇题为《东北抗日游击队战争中的英雄妇女》的文章，简要地讲述了“八女投江”的情况，并且第一次写出了八位女战士姓名——冷云、安大姐、胡秀芝、杨贵珍、黄桂芳、王惠民、郭桂琴、小于。

　　温野的收获还不止于此，周保中的文章让他注意到了“八女”之外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东北抗联女战士。

　　赵一曼和“投江”的“八女”，是东北抗联中最著名的女性，而默默无闻，甚至没有活着看到抗战胜利的女战士更多。经历过那个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到现在能够留下姓名的抗联女战士不足百名。而根据周保中的回忆，在他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所辖第五军中女战士最多，曾有一个妇女团的编制，人数最多时有三百多人，编为三个大队。

　　“八女”即为妇女团成员，冷云是妇女团的一个大队指导员。

　　周保中在文中写道：妇女同志的坚忍奋发，吃苦耐劳，经得起残酷考验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在那游击战争处于挫折和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游击战士，除了作战伤亡外，还有饿死的，冻死的……就是铁汉子也有的不堪苦累而死的。然而妇女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的，更没有逃亡叛变的。

　　巧的是，温野开始调查“八女投江”史实的同时，回忆东北抗联女战士的《英雄的姐妹》出版了，书的作者正是原抗联第五军妇女团的一位小队长徐云卿。温野很快按图索骥，找到了时任长春市制鞋厂副厂长的徐云卿。

　　据徐云卿回忆，妇女团像作战部队一样，有步兵、骑兵、侦察兵、通讯兵，甚至还有机枪手，但是女性毕竟身体柔弱，她们当中的大部分是在密营的医院、被服厂从事后勤工作。

　　从1937年冬季开始，日本侵略者陆续增兵于北满和吉东地区，对东北抗联进行“三江大讨伐”。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共吉东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将第二路军所辖的四军、五军等部队组成远征军，从所在的根据地出发，分三路向西南的五常县等地区远征，冲出日伪军的军事包围圈。这也就是东北抗联的“西征”。

　　1938年7月，由抗联四军、五军与救世军等部队组成的约2000人西征部队，从莲花泡出发，踏上了艰苦卓绝的西征之途。

　　在四道河子密营，抗联部队会合了五军妇女团等后方人员。这里有妇女团的一个大队，当时共有三十多名女战士。大队指导员就是冷云——妇女团当时的领导人。

　　徐云卿也是妇女团成员，正在这个大队，和冷云非常熟悉要好。她在书中也写到了“八女投江”，但是整个过程她并没有看到。

　　徐云卿回忆，西征部队到达现在的尚志市楼山镇附近时，随身携带的粮食和弹药几乎消耗殆尽。为了得到补给，西征部队决定攻打楼山镇。

　　楼山镇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是也暴露了行踪，日军从哈尔滨等地调集重兵对抗联进行“围剿”，迫使西征部队再次调整计划，兵分两路。她就是在那里与冷云等人分别的，直到一年后，她才从战友的口中听说了“八女投江”的壮举。

　　徐云卿给温野提供了不少“八女”的个人情况，另外，她给温野介绍了一个叫金寿山的抗联战士，他给抗联领导当过警卫员，说能讲述很多细节。

　　温野当即赶到金寿山所在的吉林市。没想到，金寿山对“八女投江”的过程也是听来的，很多情况并不掌握。温野提出的一些询问，他回答不出，干脆说道：“要不你问我爸吧，我爸知道。”

　　金寿山的爸爸叫金尚杰，是吉林市郊区大屯公社柳树屯大队的一位普通农民。很多乡亲不知道，这位老人曾经是位东北抗联战士，更不知道他曾经的名字——金世峰。

　　他就是周保中日记中记载的与“八女”一起投江牺牲的金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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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志强